old house

“有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面居民的生活仿佛亘古不变。如果有一块石头从围墙上掉下来,这块石头还会被重新嵌回去。新建的房子造得与原来的老房子一模一样,受损的屋顶也会用同样的木瓦修好。”

我所敲打下的这段话引用于彼得·汉德克在《圣山启示录》里一段对施蒂弗特的小说《水晶》的引用。

此刻我正坐在童年时的书房,那个距离县城铁轨不过1公里,时不时就能听到火车鸣笛声的房间里。这是2020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我回到家乡的第五天,已经感觉到时间的滞重,这座建成已20年的房子足以称之为“老”屋。这里没有网络,也因为更多时间里没有人居住,显得也没有必要要去安装网络,我用手机热点让我的电脑能够接入互联网世界的讯息。当我的指甲(在这五天时间里,新长出来的指甲部分已经让我有些不适应,我习惯剪得短短的、没有一丝白边的指甲打字)和键盘之间发出“哒哒”的声音时,房屋的墙壁里似乎也有缓慢的呼吸声在与之相应。外面的雨水落在后院遮雨的铝合金板子上,轻重交替着的,击打声。后排人家养的狗到深夜就不再吠叫了。我应该早点儿入睡,这座屋子的其他人都已经睡了。

无用人生经验

2020春节进行时第一天,已经开始接收了一堆叔叔姑姑舅舅婆婆妈妈的消息,A怎么样B怎么样C怎么样,以及从刚才到现在我妈已经在我耳边直接的、不直接的对我说了整整一小时的话了。从上海回到家庭生活第一天,虽然只有半小时高铁的路程间隔,但是会有情绪时差。

所以,用速写的方式来平衡部分波动。这些内容可能会很快被删去(实际上是隐藏)。当清醒之后,羞耻心开始提醒之时。


站在X市的行政办事大厅,我看着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姑娘坐在柜台里面。她虽看起来不瘦,下巴比较平,脸上也有点肉,但算得上是长得好看的类型,皮肤白皙,看得出细细扑了一层粉底。她梳着一个简单的马尾,戴着一副金属细边框的大眼镜,从我们手里接过厚厚一叠A4纸打印出来的材料,熟练地把它分成两摞,然后互相对照着看。这是一叠关于公司缩减注册资本的申请,又是一家全资外资公,要准备的材料至少就有二三十页。因为公司效益收缩了,所以杰森得做这一步骤。女办事员皱起眉头,用手指戳着纸张某处,盘问起来,“这里为什么没有改?上次和你说过了。”她抬头的时候,眼神飘了一下,露出一种班主任式的轻蔑。这时候,我觉得她不美了,穿着领口阔大的、带着蓝色细条纹图案的衬衣、一件藏青西装夹克,像一个老办事员。

她用铅笔画出一些地方,喊我去复印了两份身份证,又从头把文件看了一遍,其中有四页纸张被她翻折出一个平行四边形,用力按压。然后她起身,往里走进了一个写着“流程审批室”的屋子里,隔着一扇不透明的玻璃门。

杰森坐在柜台前的椅子上,我站在他身侧,等待女办事员的审批。他说,你不知道她待会出来又会发现什么,屋子里面还要有个人审批。有时候刚刚那个办事员没看出的问题,里面的人还会看出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有过几次在移动营业厅办事的经历,对方一再要我输入手机号或者一再确认套餐某信息,层层叠叠,我都会在眼前看见一个卡夫卡。瘦削、阴郁的男子,在做着一些被制定的活,说一些被制定的话,但他的脑海是瑰丽的,他被一些关于甲虫的事情缠绕。如果我看见了这种瑰丽,我的脑海像是接收到ASMR声音流入耳蜗的讯息,会偶尔涌荡起一些潮汐。

当然,在今天这个女办事员面前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而我的身边,杰森像是偶然想起什么似的开口说话。虽然他和我的母亲是姐弟,但他开口不像我母亲似的连珠炮,会稍显缓和一些,一次只是两三个句子,说完会停顿片刻。他向我介绍他为了办这个业务已经来这个中心跑了四趟,因为大大小小的错误未订正,作废了两份文件,“你永远搞不清楚为什么这里要写董事会,那里要写股东。”

我前面快速翻过一遍材料,心想,此刻听着他说这些话,对我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我该继续追问他的经验吗?继续提问,似乎是一种让我们的对话可以往前延展的必然方法。但这些惊讶,也许我永远都用不上,甚至也不会和另外一个人谈起这些经验。  

就像此前那些类似抽离的时刻,在我身上所汇聚起来的经验一样。

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职员,看起来不会拥有一家估值千万、成立已经十年有余的公司。但此刻她在接收一些这样的公司如何办理工商注册减资的信息。

这些信息,或者说经验,或许也可以称得上是技巧,若真的碰到有人和我一样遇到特定的事情,可以寻得到共同的、直接的解决方法。但虽说经验,它实际上又是那么不值得不分享的,没人问起,你如果主动提起:“哎,在某时某刻,我曾做过某件事情让我明白了……”则太自讨没趣了,对方也像天书式的听着你讲。

每当这种时刻,偶然的偶然,我会在心里这样想,也许有一天会写到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经验,用在自己或者一个虚构出来的主人公身上,那我此刻应该听得更认真点,我该做一个好的提问者,我应该记住这些细节。事实上,当时我也正在打开我手机里的记事本。

我看到杰森今天背了一个黑色的书包来,款式是那种程序员会背的、放笔记本电脑的类型,前后两层拉链,看起来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好几个文件夹裹着。在办事的时候,我需要把一张复印的身份件从A4纸上剪下来,杰森立刻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把黑色的剪刀。不是便携的那种剪刀,而是一把比我手掌还大、多功用的剪刀。后来,要把身份证粘贴在文件上时,他又从自己的外套口袋里又掏出一支固体胶棒,20g的那种,递了过来。他的举动这么自然,好像这个东西就应该出现在他——一个董事长身份的人——的口袋里一样。

我看了一下事务厅柜台的桌子上,那儿摆放着一个长方形、复合式的黑色笔筒,里面有一把小巧的剪刀和一支10g的小胶棒。办事员在皱着眉头为我们修改文件时,都使用的是桌上的,末了,结束时,她还提醒杰森不要忘记带走他自己刚才拿出来的那只胶棒。

杰森收回了剪刀和胶棒,因为今天材料终于递交成功,虽然有几页文件下次被通知时还要来补交正确的版本(几处日期不一致、有一处人员的名字没改动)。他的这一套经验,我想也许也属于聪明但不必要的类型。

1月1日,挥舞旗帜的人

楠溪江边,太阳还未下山的时候,2020年的第一天。男孩扛着一面旗帜经过,上面用繁体字写着:“世界可能不会变好,但你会”。

1

我在温州岩头小镇度过这次十年之际的跨年时刻。

前一夜,在一间寒冷的酒店,和朋友挤在一张床上,盖两床被子,看电视里的跨年演唱会。小镇很小,民宿旁发现两家杂货铺,我们问老板娘有没有啤酒,她在一堆百货用品里指出了一个角落,我伸手去取时,感觉啤酒盖上都落了一层浅浅的灰。

五年前,我和她,还有几个大学的朋友一起去钱塘江跨年,第二天一大早要去江边看新年第一轮太阳。本来打算打一晚上的扑克牌消磨时间,然后到了凌晨两点的时候,大家撑不住了,裹着便宜旅馆的薄床单睡着。然后四五点,在犹豫、挣扎和哆哆嗦嗦里,爬起来,走去江边。一轮日出在寒风里掉落了出来。

电视里的新年演唱会仿佛从我初中时候开始就没有多大变化,除了近几年用了全息投影的新技术和把短信投票互动参与变成用拼多多在手机上秒杀之外,有些明星、主持人的面孔都没变过。小镇这家酒店的电视机器质量一般,人的声音“滋啦滋啦”传来,像被砂纸磨过,所谓的跨年演唱没有什么称得上是感动的时刻。我们想坚持到零点,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自觉睡着了,手机还落在手边。

朋友在TF Boys 压轴出场的时候醒了过来,也喊醒了我。前两年,她每年都去外地参加了易烊千玺(TF Boys成员之一)的生日会,今年没有抢到生日演唱会的门票。开票那天是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半,显示有78万人同时在抢票。听说有些和她一样的“千纸鹤”(易烊千玺粉丝名字)就转而去买这场跨年演唱会的门票,只为了见见偶像。

我记不得那晚 TF Boys 唱了什么歌。在半睡半醒之间,我说了今年的第一句话:“新年快乐。”

2

前几年就曾经听闻过楠溪江的东海音乐节。那时候我们编辑部讨论过要写一个选题,讲国内音乐节正在往二三线城市下沉的现象。

我是在工作之后才第一次看过音乐节。2016年,在上海世博园举办的简单生活音乐节。

那时第一次见到陈绮贞本人,她在 Talking 的部分说:“要轻盈地跨越过生命中沉重的部分。”

音乐节和 Livehouse 演出都是一种仪式感,关乎热情与平等。无论年轻与否、无论是否富有,买了一样的门票后,每个人都站着在台下为音乐而快乐。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音乐节的体验也会变得像跨年演唱会一样,成为每年特定时间点的形式。即使当我已经疲惫了,但就像那句话说的,“永远有人正年轻”。不过这不是理想层面的,而是市场层面的。

金钱一直在流动,在代际线上、在城市线上。文化,在这几年也越来越被概念、分析为一种种“现象”。在咖啡馆里,人们张口谈论最近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有时想想也挺可笑的。

3

今年之所以会来楠溪江听音乐节,也是因为一个歌手。

这是六年后,她第一次重新返回大陆演出。

也许已经有人还不知道她为什么被“禁止”演出。我曾一度很喜欢她,十五、六岁的时候听她的歌。但从来不是狂热的粉丝。所以我甚至是在事件之后的好几年,才想起来要查询整件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

因为一面旗帜。

但人们看到了两个不一样的立场。

我在一则文字报道里,看到有人还原现场,说歌手站在台上,举着这面旗帜,大意说,我们不要因为旗子而分裂,今晚只有音乐,没有政治。

我无法保证上一段话的全部真实性。这件事件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复盘。歌手知道全部的经过。但她也已无法开口说这件事。

在她出场之前,那天音乐节的演出嘉宾很多都是重金属摇滚乐队。夜晚九点半,她只带了一个吉他手一起登场。她自己也抱着一把木吉他,穿着一件单薄的黑色西装长外套,问台下:

“你们好吗?”

4

2018年,在杭州 ADM 活动,歌手收邀请来参加活动。但主办方规定了,不能唱歌,只能讲话。于是她聊了歌词创作。

那一场也有很多粉丝去了。哪怕不能听歌。我看到现场有人在主动地发放手幅,上面印上了歌手在写给歌迷的电子信里最爱用的落款,“与你握手”。

这次音乐节,也有人是从很远的地方,特意来到这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小镇。

在歌手登场前,有人带了自己的吉他来,弹奏歌手的歌,“你眷恋的,都已离去”。人们在还沾着水汽的草地上唱起来。

在演出开始后,人群用力表白。有人大声喊,“我好想你”,几乎带着哭腔。

在结束后,没有安可。我和朋友,以及由朋友认识的朋友,站在人群渐渐散去的空地,感受到某一种情绪还没有完全挥去。我看着女孩趴在另一个女孩的肩头,哭了一会。没有人会去问,为什么哭。

音乐还在我们的心里。

5

在等待歌手出场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现场的旗帜并不只有一面。

有人举着听摇滚的旗帜,写着“都给我跳起来,你们是来罚站的吗?”,有人举着一面印着杰尼龟图案的旗子,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小字。有一面红色的旗子,挥舞起来最扎眼,上面只有两个字:

“自由”。

还有一面旗帜。

在歌手在弹第一首歌的前奏时,她说,这首歌献给台湾的聂永志和今晚的彩虹旗。

有一刻,我发现自己从看到第一面旗帜,“世界可能不会变好,但你会”,那种少年表白的语气时,心里得到微微振动的感受,到看到“自由”旗时,变为了紧张。即使在这一场演出前,网络上也依然有人在做“举报”的工作,截图,@一大路官方号。

一个因为旗帜而遭遇封禁的歌手在这个地区首次复出的演出,旗帜又会成为一个无法控制自己表达意义的符号吗?

我观察着,在音乐节现场挥舞着旗帜的人,好像换了好几轮,在人群的中心有一个接棒的过程。 在音乐里,举旗的人沉醉地挥舞。可一面旗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一个人举起“自由”的旗帜,是说明我们珍视它如阳光空气,还是一遍遍舞动着强调我们的失去?

而举旗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吗。可是如果每个人看到这个词所认识、接收、理解的信息都不一样,我们又怎么能够在握手之后,同走在一条道路上?

6

歌手的一张专辑在 Apple Music 中国区里可以听到,唯独少了一首,《玫瑰色的你》。

哪怕隐晦的方式也无法被顺利表达。

“你手里没有魔笛,只有一只破旧的大旗”。

7

楠溪江边,太阳下山那一刻,天空短暂地露出玫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