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四年前的今天

也许也是因为拖稿的缘故吧,突然掉进了“四年前的今天“的游戏里。

我并不觉得任何日期自带魔力,闰年的二月二十九也好,每个庆典节日的日期也好。只有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天才会值得纪念。

于是开始往前翻一翻自己的相册、朋友圈、微博。

2016年,2月12日,和家人去爬山,一起拍了很多吹风、看夕阳的照片。2月20日,一个忧心忡忡的周末,午后坐在飘窗上读《十一种孤独》。2月26日,对一个男生有点儿心动,一起去吃过耳光馄饨。那时候四个人一起晚上11点从新天地走去肇周路,还相约着说要一起去游乐场,后来就很少联系了。2月27日,和朋友去了宜家,买了一只身体长长的我认为是臭鼬的玩偶,它的表情总是不太开心,我给它起名叫“悄悄”。3月14日,收到一张来自加勒比海的明信片,有想象中海风、太阳和烤鸡的味道。3月15日,周二,那时已经从上一家公司离职,我在上海市区独自走了 2 万步,从杨浦出发,到了外滩和人民广场,然后乘了地铁去徐汇。

唯独少了2月29日的记忆。

3月3日,和朋友探访了一家藏匿于即将拆迁的服装市场里的古董店,听老板说了一大段偷渡到俄罗斯的神奇故事。那时候认识的一位做编辑工作的女生给我推荐了一个正在招聘的公众号,说我感兴趣可以去试试。我打开来看,名字叫做:“中国三明治”。

后来度过的四年,都和这里有关。

飞机,猫咪和篮球

“开语音会议的时候,窗外有一架飞机经过,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好几分钟,感觉它在城市上空压得很低。我一个人从窗外望,希望能看见它,但什么也看不见。 ​​​​”

这是我2月27日在微博里写到的内容。

过了一会,收到一个陌生人的回复,说她今天也在纳罕,怎么头顶飞机特别多,又很近。我在嘉兴,她在苏州。

我只是当一个生活的插曲,却没想到在距离82.8公里之外,有了回音。

在一扇扇防盗窗内,每个人度过了一度静默的时期。但在这种静默之中,我们却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每个人的生活是如何紧密地相连在一起。

小区里,有一只猫咪,发出“咪咪咪”的喊声,声音传上我所在的三楼。可我也看不见它在哪儿。我想象着它是一只白色的小猫,毛有点长、有点脏,有些虚弱,在寻找吃的。它的母亲不知道去哪了,可是它在努力活着。

晚上五点,天还没完全暗下来。我又听见篮球拍打声,一下一下传来。人们想要从家里走出来。很快,天黑了,比想象得快。声音消失了。

生活如同一只仍在冬眠的野兽,我们匍匐在它的胸口,在杂乱的毛发丛中,跟着它的呼吸,上下起伏,不敢轻举妄动。但我们的眼睛睁开着,耳朵灵敏着。我们醒来了。

机器审查,谁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我没有听播客的习惯,偶尔在路上想到听一听。一直知道《剩余价值》,但没有追着听过。罗新那篇发出来那天我读到的早,看完就转了朋友圈。当时心里想法是不觉得说得有多犀利,太明白编辑为了发出来,考虑过,也克制了。

等到两小时后,有人回复我文章看不到了,然后人们转了一个又一个平台传播那篇文章,又一篇篇消失。那双巨大的眼睛就出现了。

它追踪到每一个角落,逼到尽头,直视着你。“你怕了吗?” 昨晚的愤怒是看到这样一档节目就因此连微博、公众号等几个平台都没了,人们习惯说“炸号”。“炸了”。这几乎是赶尽杀绝的地步了。

这个月,我在工作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封禁,用户在我们平台上写作的页面一个个被禁止公开分享。不告知任何理由。没有预兆,没有公告。在二十五六号的时候,这个月七号前后发生的事情,再次成为了“禁语”。系统开始秋后算账了。我们联系了平台,对方的工作人员说公司提高了机器人检测政治违规的标准。还记得那句话吗?“抬高枪口一厘米的自由”。但如果现在的执行者是机器呢?它们直中靶心,不肯错放一个。

在人们“不能、不明白”的那天,我也感到深深的绝望。但除了在朋友圈里看到大家集中的分享之外,人们的愤怒,还能导向何处。我也想问,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

我给一个公开讨论想征集人们能做什么的朋友圈点了赞。第二天睡醒,发现对方已经自己删去了。

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身处的生活里存在巨大的沉默引力,把每个人都往无声的黑洞拖引。 ​​​​那些人们心里的墓碑、遗迹,可能很快就会被盖起新的高楼。 ​​​​

没有人可以指责那些向前走的人。是的。可是如果无法出发,如果一颗心被炸弹炸成了废墟,因为感到悲哀而动弹不得,再也没办法回到以前的生活了。这些人怎么办?这个社会该怎么做?

昨晚我转载了两篇,分别是财经和财新的报道。第二天又静悄悄地消失了。没人解释为什么消失。

关于怎么样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基于自己所读到的和工作中的事实,好奇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诉求,想要言论的自由。当人们终于自由、诚恳地说话,一齐向那双企图震慑人们的眼睛回问一句,“现在,是我在看着你,你怕了吗。”

返城记

我们是在晚上八点抵达这座城市的高铁站。这座马头墙的车站站房是在2010年建成的,位于城市南部,高峰时段每小时发送2300人去往国内各地。每次我都习惯从家附近的车站乘95路公交车去这座高铁站。公交车厢在一条笔直的马路上行进十几分钟后,被最后一个红绿灯拦住要左转时,透过车窗就可以看到高铁站顶部醒目的红色大字。

那四个大字,时常让我感到忧愁。因为它常在一片夜色中提醒着我“又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我户口所在的城市,离开一间熟悉的带有我气味的屋子。

而此刻,我正站在着四个大字之下。在出站口,等待来接我们的车子。

春节前,我从这座包邮区的平原城市离开,返回我的老家。原本计划只有十天左右的探亲,因为疫情缘故被延长至一个月。中途因为高铁停运与不安,反复取消了好几次车票。

2月19日,夜晚并不冷。有十几分钟,高铁站这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位乘客。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进站口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里面坐着,等着为晚班车乘客检查体温和身份。

坐上汽车后不久,我们就接到了街道的电话,询问什么时候去办理,原本打算第二天再去,但对方说他们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

于是我们决定先带着行李去登记。走进街道工作室,没人接待我们,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填表。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忙碌着。等到她终于抬头看见了我们,听见我说:“我们刚回来,想问怎么在这里登记?”

她突然起了愠色:“你们怎么现在才来,这样让我很难办。”

我不知道她为何说这话,只好接:“是你们打电话来让我们,一下高铁站就先来登记的。”

于是办事人员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们一眼,缓慢吐出:“你们是租房,还是自购房?”

待我们说完是自购房之后,那人的语气便松下来,说:“那填几张文件呢吧。”

我附身去看桌上的文件,是印刷好的一份份白纸黑字的“承诺书”,左上角有一个方框注明这是为了“否认有重点疫区旅居史、接触史时使用”。按照这说明书的意思,我们也是“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主体,而不是被保护的人。如违反,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签完承诺书,再签了一份信息登记表,把自己的信息、来自哪里,以及工作单位都交代了一遍。对方还要检查移动运营商那边通过手机检查到的用户过去14天内到达过的地方,再查看一下支付宝里进入这座城市前要填写的健康码,分为绿色、黄色、红色三种类型。持有绿码的话,可以在本市范围内通行。

我填表单的时候,刚才在一侧打电话的人走来拦住工作人员询问,他是今天乘飞机从广西回到嘉兴,那班飞机途径温州上空,以至于在电子系统里被判了一个红码。这意味着要纳入居家隔离和医院观察14天的行列里,没法回到自己的家里。他焦虑地申辩:“我只是那趟飞机经过,我本人并没有去过啊。”

可是机器并不承认这样的结果,而工作人员也只认健康码的颜色。

事情仿佛进入僵局。他在我身后,凑近想看我填写的表格。在我觉得麻烦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允许可以填写这份表格,然后被放行。

过了一会,街道办事处又走进来一人。

大抵是一位60岁的妇女,穿着一身浅紫色羽绒服,棕色卷发,言语激动。听来她大概是个小区或者楼层负责人,来向街道工作人员汇报,自己管辖的某某回到家之后经常出门。没讲两句话,脖子已经红了,比划着手说:“她刚回来这个小区,我和她说了特殊时期就不要出门。要买菜,就想好自己要吃什么,一次出门多买些回来。别老出门,她不听我的。” 

我在想,如果得到办事处人员的认可,她是否可以进一步阻拦、干涉生活在同一栋楼的人其他居民的生活?我想起刚才在承诺书上一闪而过的话。每个个体穿上了这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衣服,我们是冲锋军,我们在家里就是在战斗。

但生活不是军事命令啊。我们要面对的敌人也绝不只有孤立的一个。

那种指指点点、跺着脚、恨着他人怎么不按自己所承受的一切行事的方式,总让我觉得不安。暴力冲进营业着的小店里打砸抢的人、让人当街下跪的执行者、把一家人从麻将桌上拽下来要他们当着镜头反省的人,可别觉得自己是执行命令,是为了消灭敌人。你在面对的也是一个人,有他的复杂困境,和他选择的自由。

回到小区,我们在门卫处又被拦了下来。

在被带进一旁的小屋后,坐在桌后背、戴口罩的大爷看到我们进来,放下了手机,显得比我们还局促似的摆弄桌上零散的纸张,想让我们填写。我低头看了一眼,这不就是我们刚在居委会已经填过的吗?

“是吗?”他还在不安地摆动这些纸条。

我拿出手机里的相片,证明我们之前已经签过同样的文件了。

另一名年轻的保安凑近看了眼我的手机,想要放行,和年长的保安说:“你就和街道打电话确认下,就可以让她们走了。”那位却紧握着手机,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的脸,皱纹很深,肤色黢黑。按理说,他应该有街道的联系方式,也应该在此时打电话确认,他却像不知道号码似的,或者是出于尴尬,起身站在原地,支支吾吾的。最后没打电话,让我们走了。但我猜他心里也没有底。这也许是一个微小的、不值得说的小区个例,在几个人的生命里流逝了十几分钟。又沉默,又有些悲哀。

小区的空气里,夜晚有一股暖风,但却一片幽静。在五小时的奔波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这个住家。

进门前,我们先给四个行李箱都喷了酒精,然后脱下一次性手套,进门后把衣服也都换下,扔在卫生间的地上,准备换洗。打开水龙头,流出一股氯气的味道。

“自来水味道怎么这么重?”

“他们是不是为了消毒?”

这是一则已经被辟谣的新闻。但真实味道来源究竟是离开屋子太久的缘故,还是真有什么其他安排发生,我没想到什么可以查证的方式。

我关上了水龙头。想起在家乡时总埋怨的自来水龙头里流出来偏黄的水,忽然有些思乡。这里的窗外不再能够看见山。

我才发现为什么人们常说“乡愁”,却没有一个更好的词语可以形容人们对于城市的眷恋。乡愁的背后,深深关联着当地的山水和天地。城市的景观大多是人造。而因为是人造,所以可以被复制。你看每座城市的街道、绿化带、商场、楼盘,都那么相似。而大自然里的事物,树与树都那么不相同。

在城市里,我们也将更顺从人的管理,因为无处可逃避。在我的脑子一再回想,如果今天晚上街道工作人员问我回的是否是“自住房”时,我们没有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的话,是不是会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或裹卷进更多公文的麻烦里。

原先,我不应该回嘉兴的,应该直接去上海。但想到母亲一个人要回到这种制度里,总觉得不放心。我们一人负责两个行李箱,她在乘电动扶梯时,走在我前头,没有放稳箱子,连带着人差点摔下来。还好我在后头支撑。我们走出高铁站,要根据各自的电信运营商,扫描获取这几日的行程信息,她把手机递给我,让我处理,我看到手机屏幕上被调到最大的系统文字。输入要在方框里输入电话号码时,因为字太大了,还需要把屏幕往左边滑动。

在街道,我们要填写登记表时,母亲和我说:“还好今晚你在。老花眼了,要让我填那些文件,我都看不清了。”

我也很担心。此刻我们在生活里皱着眉头记得的一切,都将成为往后更崩溃的预言。

漫长的复工第一周

2020年2月10日,是官方通知的春节后复工第一日。虽然依然有绝大部分的事业单位选择让员工在家隔离、远程办公,但仍然有一部分企业的员工自那天起,开始恢复了在办公室工作的日常状态:每日通勤、和同事见面。不少人在出门前心里依然有惊惧,因为目前各个城市的危险警报并没有解除,传染的风险依然很高,有的小区进出需要检查出入证,甚至复工证。 我采访了几位今年第一批回到办公室复工的人们,了解他们在这个特殊时期走出家门上班的状态。

文/万千

出门

2020年2月10日,7点10分,在沈阳的陈数开车驶出了小区。原先早高峰的时候,路上都是车,但今天道路畅通无阻。

这是今年单位通知返工的第一天。前一日他在工作微信群里看到同事开始向员工统计准时到岗情况。陈数心里有些担心,试图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向领导请假,但被拒绝了。

领导问他,你发烧了吗?

在这个特殊时期,谁也不敢随便说自己发烧了。陈数回复说,自己有点拉肚子。

领导说,不碍事,你还是去上班吧。

一路上,他见识了沈阳最空旷的大街。路面上车虽然很多,但都是静静停在一旁。

与此同时,李俞也正从上海的家里也开车出发去往公司。她是某运营商公司的客服主任。客服是一个全年无休的职业,这次疫情期间,单位基本上也都是以排班制安排了不同的同事轮流到岗。上班路上,驾车需要花40分钟。在从南北高架转延安高架的时候,李俞发现路面开始堵车了。心里有些奇怪:上海有这么多人在今天出门复工吗?

这几日,单位并不检查考勤,但她觉得“上海人上班很自觉的,一上班很多顾虑都放下了,不迟到成为首选。”

地铁门打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涌进口罩背后的鼻翼。虽然这个车厢一共才三个人,他还是选择站立在车厢的一块空地上,扶手什么的都不拉,直直地站着。

整趟通勤路,大约半小时。不知道为何,今天的时间过得比以往都更漫长。

体温枪和口罩

陈数遇到的第一个排队高峰,没有出现在马路上,却出现在单位的门口。

好几个人在保安室门前排着长队。原来是因为要给每个人测体温。轮到他时,那只体温枪凑近他的额头还没多久,保安收回去急着查看数字。

“你的体温有些偏低。”

陈数心里一紧。但只听保安继续说了下去,“25.2度。”

他当下气得笑了出来。负责检查大家体温的保安也是临时受命,还没有弄懂怎么使用体温枪。沈阳2月的早晨,气温还维持在 4 度左右,早晨所有被这位保安被测过体温的人,没有温度高于 30 度的。

和测体温一样,2020年返工日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从早到晚。

陈数唯独看到一位同事坐在座位上之后把口罩摘了下来。没过多久,他起身喝水,也发现戴着口罩还是不方便,于是想摘了。办公室氛围好像没有对不戴口罩这件事那么“如临大敌”。他心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不戴一会。

但后来,还是戴上了。这个口罩是他自己准备的。据说明天,单位会发口罩,每人可领取一个。

肖成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家做企业服务的单位上班。原先公司通知的是2月3日复工,但后来往后延期了一周。在上班前一天,他还在想会不会明天又收到一个通知,说不用去上班了。

肖成到单位之后,隔着口罩,和同事说了一声“哈喽”。隔着一层口罩,不太能察觉每个人的表情。

来到办公桌前的第一件事是大家按照单位的规定把桌椅拉开,彼此之间保持更远的距离。2月5日,北京下了一整夜的雪,在街上积了厚厚一层。复工日,他所在的北京办公室里的空调照常开着,只不过大楼物业说会负责定期对空调滤网进行消毒清洗。

而在有些地方的办公室,开空调成了不被允许的事。

毕立是在杭州工作的一名银行职员。冬天里,他走进办公室原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脱下厚重的外套,穿着西装工服在位置上办公。今年的复工第一日,作为办公室第一个到达的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窗户打开。

在沈阳,陈数的办公室也有一扇开着的窗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窗外吹进来的冷风。过了一会,有人提议“开空调”,引起了一阵骚动。别的同事说:“现在不可以开空调。” 空气不循环、密闭的空间,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对方不服:“我就要开咋了?”

陈数性子比较刚,起身去拿遥控器,把空调关了。

办公室里归于安静。在某一个角落,摆放着一桶含氯的消毒水,这是单位发放的,让他们自己按比例兑好之后,往地上浇。

工作

当被询问到不得不回到办公室上班的理由,陈数给出了一个无法反驳的答案,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必须要使用办公室的内部网络才能办公。

而毕立也提到相同的原因,在银行工作的他,主要负责处理企业国际贸易上和结算、融资相关的业务。“因为行业关系,我们内部的系统很多都是封闭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工作没办法远程来替代。” 他所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是国外的公司,对方并没有放假,所以在这段时期里累积了不少需要处理的业务。

作为一个由几十人组成的客服团队的领导,李俞手头的工作并非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能完成,但是今日是复工第一日,她认为自己是管团队的,还是需要来现场和其他同事“交流一下”,她认为很多时候人和人的交流如果只是远程在线,会达不到情感交流的目的。

客服属于密集型团队,而且专业性强,很难找到备员。在疫情期间,苹果公司发布公告说明关闭客服热线。但李俞的工作因为涉及到民众都会使用的通信业务,如果关闭了,老百姓在家万一遇到问题,就会和外面失联。

在第一天上班的时间里,她和同事见面沟通有没有疑难的用户诉求没办法解决的。据她了解,最近多了很多咨询在线教育和上网卡相关问题的电话。

如果说,还有什么异样,也许发生在午餐的时刻。

毕立在12点的时候准时走进单位食堂时,发现食堂被布置得有点像是考场。原先每一张桌子都配有四张椅子,大家可以围坐。现在多余的椅子被撤走了。一人一张桌子,座位和座位之间隔着约一米以上距离。

他点了尖椒牛柳、排骨萝卜汤和娃娃菜。吃饭前,先把口罩摘下,放在餐盘边。虽然也有相熟的同事就坐在自己不远的地方,但他们也只是简单打了一个招呼,没有说太多话。

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多久。

回家

肖成是地道的北京人,但是为了工作方便,在单位附近租住了一套房子。平时上下班他会选择搭乘地铁,现在特殊时期,改成骑共享单车,约莫半小时。

手套、口罩戴好,没有护目镜。这个口罩,还是家人前不久去日本旅游时买回来的,说不上什么型号,每天会换一个使用。

他本身的工作内容是为金融企业提供服务,今天配合着统计了他们的情况。这些企业主最大的担心,一是迟开工对业务造成的影响,二是返工潮会不会增加传染风险。针对后者,有人向肖成提问:能不能经由你们帮忙采购些口罩?“现在到哪还买得到口罩呀?”肖成想。

走进小区,电梯案件旁有一包物业摆放的纸巾。有规定说现在非常时期,电梯里一次最多只能四个人,方便一个角落站一个人。

在重庆工作的 Eric 下班后开车回家,被小区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早上出门急,他没有把复工证明带在身上。保安接到的通知是,没有这张证明,哪怕是里面的住户,也不能随意放行。

毕立回到自己在杭州租住的小区,站在家门口时,他小心翼翼地把一次性口罩摘了下来,避免不要碰到可能沾染病毒的正面,然后卷起来扔到垃圾桶里。衣服、裤子、鞋子、鞋底、背包都喷过一遍酒精喷雾之后,才安心走进玄关,去卫生间里用洗手液洗手。

对于很多人来说,回到家意味着一天工作的正式结束。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这个夜晚还很漫长。

身为重庆一家妇产医院的营销副总,Eric 说这个春节他们最重要的两个改变,一是响应要求,开设了“发热门诊”,负责接待疫情期间问诊的病人,另一个是紧急上线了“在线问诊”的功能。原先这间妇产医院的二楼总是坐满了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们,甚至有时过道都站着人。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都不鼓励人们在这个阶段来医院问诊,因而二楼空空荡荡的。

遇到一些需要和医生或其他同事直接沟通的事情,Eric还是宁可从家里去一趟医院,把事情当面办完才放心。

因为要处理各种临时突发的情况,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都保持着每天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其中至少要组织 4-5 场电话会议,和不同的人沟通不同的项目。

2月10日的晚上他还打了几通工作电话,最后直到凌晨1点多才睡去。

明天还要继续工作。

(文内受访者的名字均为化名,首次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三明治”2020年2月15日)

一位导演的自述:我们的行业从寒冬进入冰河时代

2月1日,一纸红头文件宣布在新冠疫情期间,所有影视制片公司、影视剧组及影视演员应暂停拍摄工作的通知。我采访了一位电影导演。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拍过最近网络流行的一些影视作品,他也正带领一个团队进行创业。作为导演、连续创业者和一家小型影视机构创始人,他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焦虑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健康,那么作为一个创业者,你就要焦虑你整个团队的生命是不是健康。”

以下是他的自述:

今年的贺岁档票房定格:0

每年过年的时候,影视从业人都有一个强迫症,就是每小时会刷猫眼专业版App好多次,查询实时票房。在过年前,我们一帮电影人还在打赌,赌今年贺岁片哪部电影的票房是冠军。

现在你去刷,那个数字不动的,就这么一直定格在 0 上面。

年前的票房冠军是《误杀》,到大年初一,票房冠军还是《误杀》。这现象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了。

说实话,我们行业的寒冬从2018年收税、2019年大量片子播不出来、被延档等事件就已经开始了。2020年年初,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的影视界不是进入“寒冬”,而是从“寒冬”一下子掉到了冰河时代。

关于近期暂停拍摄电影电视剧这件事,我们比公众知道得略早。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了解到有一些剧组还在跨年拍摄,当时就看到有些演员在嘀嘀咕咕,说怎么还不停拍?到了初一、初二之后,绝大部分的剧组都已经停工了。然后我就看到广电总局发的红头文件,限制了所有剧组的拍摄,“谁拍谁负责”。

可能普通观众不太了解,所有剧组拍摄都有收声的要求。收声,意味着要把现场所有的门、窗全部堵住。你可以想想,在一个空气密闭的情况下,几十个人处在同一个房间里,在疫情爆发的时刻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在拍戏现场,化妆师给演员长时间化妆的时候,脸是需要贴得很近的。虽然专业化妆师会戴上口罩,但是在非常时期,这种距离的接触还是很危险。而且演员演戏的时候肯定不能戴着口罩演吧,即使不拍吻戏,就连正常地说话,两人离的距离也很近。

而且本身拍戏也是聚众。现在一个小剧组的规模也有个一百来人,大的剧组至少要两三百人以上。所以如果不禁止的话,很容易出事情。这我是很理解的。

但其实停止拍摄,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就不能工作了。作为编导,我们的工作一般分为前期、拍摄同期和后期三种情况。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有两拨人是暂时还可以工作的,前期和后期。前两天,我的一位编剧朋友说了一句比较幽默的话,“编剧是影视行业唯一还可以开工的工种”,因为编剧们平时也都习惯了自己在家写剧本,可能是全中国最习惯自我隔离的一群人了。

但当我把这句话发了朋友圈之后,有个做后期的老总就来和我投诉了,说:“你没有考虑到我们后期公司,我们也是可以工作的“,后期包括为影视剧做声音和做画面等工作的人员。

但其实编剧和后期,也都有一个问题:如果这笔订单做完了,后续还跟不跟得上?

实际上,这场疫情无非就是好、坏两个估计。好的话,可能是国家特别给力。一个月之内控制住了。坏的话,我想再坏这个疫情也不会久过春天的。气温升高,应该情况会有所好转。如果真的持续到春天结束,三、四、五月还停摆的话,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岂不是非常巨大的吗?

在疫情爆发之前,得亏行业的寒冬已经到来

我们团队这三年来的规模,本身就是在逐步缩减。从几十个人的规模,逐步缩减到十几个人的规模。在现在此刻,团队成员刚好十个人。半年前,我们还在上海一个影视园区里有一个三百多平米的办公室,每月的房租要交七万块。2019年中旬,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把办公室搬到复兴公园边上一个商住两用楼里,租金成本减少非常多。

但是规模缩减的同时,团队的产值竟然没有任何缩减。特别搞笑的是,去年公司还盈利了。这在之前还未有过。

现在很庆幸自己提早做了决定。所以在疫情来临时,我们并没有裁员,或者做经营策略上的重大调整。在疫情爆发之前,得亏行业的寒冬已经到来。

不过因为疫情,我们在工作上也做了一个调整。

原先通知的是大家2月10日复工。但后来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和所有公司凑热闹呢?在返工潮里或者上班通勤路上,会发生什么,这事情是不可控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决定把办公室里的人员分成三个小组,每组派一个人,一天有一个人来值班就行了。其他人都在家里,先观望一段时间。不然现在办公室面积也不大,十个人天天在办公室里戴着口罩的画面,想象起来也还是挺危险的。一旦发现有谁出了问题,只会更影响工作。而且,规定办公室同时不能有超过三个人在一起。后来,因为疫情胶着,我们决定再观察一周,干脆连第一周的值班都取消了。

然后我作为负责人,每天还是会去公司,采取“约见制”办公。如果我要见什么人,就单独约聊,最好电话。现在感觉,一个人的办公室还是很惬意的。

这个工作模式可以体现我们前期影视行业的特色。目前工作尚未进入到拍摄阶段,很多事情还能远程处理。但春节档那么多电影延期,其实对后面要拍摄和上映的戏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我也有一部戏会在2020年中旬开机,其实是蛮紧张的。因为我们的主要收入、事业的发展,都和这些戏有关,如果开不了机,就会是大问题了。

在疫情这个突发事件面前,我的第一个观点是自然主义的,人类太焦虑也没有用,要识相、自觉,顺应天时。另一方面,寒冬比往年来得更漫长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延长自己的冬眠时间,但是要想办法储备好充足的粮食和水。

比方说,影片如果开不了机,那么广告片是不是可以多拍一点呢?我作为一个导演,这两天也不得不和各种各样客户、广告机构联系,发发贺年片什么的。说实话,机会都是要自己跑动的。现在不让线下拜访,但好在有微信,可以在网络上多拜访一下客户,了解对方有没有预算、原定的拍摄计划有没有变动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绝望有用吗?没有用。只有行动,而且只能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出去行动。在一个公司里,老板往往是第一生产力。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原始社会的猎人,当经济好的时候,你可能蹲在那里,天上会掉好多大雁下来,但现在我们要走出去好远,去打猎,才能发现一只羊。

说到底,现在的心态应该要更务实。有饭吃,有戏拍就不错。现在不是你挑活的时候。一些不需要署名、可以单纯展示你拍摄技巧的商业作品,不仅有收入,而且又不会影响你创作的履历,这不是更好吗?

我有一个在做日语教育机构的朋友和我说他们公司就两个人,所以在疫情爆发后,他们对公司发展一点都不担心,两人把课停掉,互发工资,可以坚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曾经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总结出两点经验:

1.在这场疫情里,体量特别小的组织,可以生存下来,就和恐龙时代一样;

2.生存下来,熬过六个月之后,业务会迎来爆发性的增长。

这是我从他身上得到的启发。我觉得文艺界也是如此,此刻一定要体量小,然后活下去,就会迎来新生。

所有变化只会加速到来

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个春节也都和我的家人一起在上海家里度过。

我太太每天晚上12点在“盒马”抢菜,早上7点又设了闹钟在“叮咚”上抢菜,最近常常抢不上。我也很着急,据说喂动物的大白菜有点紧张,今天回去我得抢购白菜了。

从疫情爆发之前到现在,我可能属于这座城市里少数每天都要出门的人。因为我在公司里饲养了一些昆虫,本来公司里有个小伙子答应帮我去喂养,但是疫情爆发后,他妈妈不让他出门,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所以就我自己每天开车去一趟公司,给虫子们喂吃的。

从我家到公司,路程不远,开车大概一刻钟时间,全程不接触其他人。昆虫们每天的食物是大白菜,一般一棵大白菜够它们们吃一个礼拜。过年前,我一共囤了三颗大白菜,心想一定够的吧。我的公司本身放假时间比其他公司长,原定2月3日上班。

但是谁想到,现在还剩下一棵大白菜就不够了。

除了导演身份之外,我还是一个持续创业者,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公司。所以我不管在公司经营,还是在生活、育儿方面都是焦虑的,是典型的“三明治”群体。

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不焦虑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健康,作为一个创业者,你就要焦虑你整个团队的生命是不是健康。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肯定是很难熬的。我看到有一篇文章里,有人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说实话,我觉得这句话是有点在散布焦虑了,但对我们这些小老板而言,还有什么更好的形容呢,没有了。

在1月20日贺岁档还没因为疫情撤档的时候,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当时还写明了这是一则“妄语”:现在哪家视频网站,砸点钱把某部春节档影片票房给包圆了,也就是原来两部大剧的钱。然后打广告号召观众在家里看,中国奈飞(Netflix)也就顺势成了。

后来很多人去我这条朋友圈下面留言,说仿佛是徐峥导演听到了这句话一样。我想肯定不是的,可能是光头们的想法都差不多。徐峥那么聪明,他肯定能想到。现在看来,字节跳动就是吴三桂入关,在大家相持不下之际,突然以自己的资金优势杀进来了。

再后来,很多电影界的同行、发行公司开始发声,说这样不公平,分走了传统院线的一杯羹。我个人觉得这很正常。全世界都存在网络播映和院线播映的争夺,不是在中国出现的单独现象。奈飞(Netflix)在世界上也遭受不少国家的抵制。

这件事情本质上又和进化论很像。当老百姓知道过年可以在家里吃着水果,和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影之后,难道不会觉得这是多了一种渠道享受服务吗?

当然,传统的院线不能完全被取代,它有社交和很多别的层面的价值。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而这次疫情是催化剂,它突然把中国电影的网络播映往前推了一大步,但是暂时不会有质的改变。因为现在业界有一个观点,网络播放电影的票房还支撑不起大电影的投资。大投资电影需要好多个亿票房,相当于需要很多个观众付6、70元的电影票才能收回成本,如果网络播映只收取五六块钱点播费,或者靠平台收取会员费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不管是电影还是疫情后的商业动态,它都是很好的注脚:“所有的变化,不会因为任何事件的发生而停滞。相反,它们只会加速到来。”

(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三明治(china30s)2020年2月8日)

没有人可以被这个时代豁免

村口终于开始拦阻到访者了。

2月1日,在钟南山院士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的十天之后,及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级的城市宣布封城的六天之后,我的家乡所在的江西省十八线县城终于进入了最严重的警备状态。

我们驱车抵达的时候,封锁线就设在外婆家门口。那是一幢2016年刚盖起的三层楼房,起初有一个砌了围墙的院子,后来有人来说这里要建设“新农村”,家家户户要敞开,风貌好,于是让我们把靠近马路的围墙给拆了,但同意可以在路边种一排矮树。院子里,外婆还让人栽了两株桂花树。

我下了车,主动上前,问别着红色袖章的检查人员,应当怎么样签到入村。我看见那张估计是从村小学里搬出来的单人课桌椅上有一份写过字的文件,上面密密麻麻有一些名字和数字,但看不太清。也许是盘查用的。一旁还放着一支灰色的体温枪,往人耳朵上一放,就可以检测出体温。但坐着的那人,似乎并不想理我,一句话也没有接。另有站着的一人,朝我甩了甩手,示意可以往里走。

这在我的预料里。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候,乡村也不是一个能完全不顾人情的地方。即使他们并不认识我,但只要知道我是村口第一家人的亲戚,说上几句,总会放行的。

外婆就在院子里,单手拄着拐杖等我。

1

今年原先公司就提早就给我们放了长假,所以我在1月21号就和母亲坐上了回家过年的高铁。

在此前,我已听闻“肺炎”新闻,但是看到各方尚在确认中,还没有特别警觉。我从上海带了两个口罩回家,一个给了母亲。她在候车室里看到戴口罩的人数比往日多了许多,于是也戴了一会,但上车后就塞进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说不习惯戴这个玩什子。我自己从出门开始就一直戴着一个一次性口罩,从高铁、到K字头火车、到县火车站门口的载人电瓶车,这四、五个小时的辗转路上一直没摘下。但后来,看网上的科普才意识到自己把口罩白色一面露在外面,是戴反了。“误戴,细菌更多。”

但在那时,家里人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即将铺天盖地袭来的疫情讯息。在踏进家门、见到家人之前,我先摘了口罩,心里还有个念头竟然还是,不要让家人觉得这是城里人小题大做的“娇贵病”。

2

我是在大年二十九那天,接到表姐的电话的。她在附近一处乡政府里工作,前几年春节听她说的最多的是如何完成脱贫指标。外婆家后头就是村子里的一个居委会,我从没见过人在那办公,但是去年天气好的时候,去后头散步,看见那边立着一块信息告示牌,把一户户的贫困人口的名字、直接帮扶官员名字都列了出来。而今年电话那头表姐的语气,又焦急又严肃,我仿佛能看到她紧皱着眉头和我说:“你们最近不要出门了。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

我们交换了一些讯息,我才得知她听说在我们前面一个村子发现了一名从湖北回家的医生,那人是最近几天偷偷回家的,连家人亲戚都没有告诉,有可能是疑似病例,已经开始隔离观察了。“如果那个人确诊了,我这个春节有的忙了。”

我把这句话喊给家里其他人听。那时候我们还在外婆家里准备着过年,有人在厨房,有人在打麻将的小房间,有人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看电视。

表姐的话有一定的权威。家里的长辈们听了,开始感到问题应当得到更多重视,”难怪我看到说武汉都要封城了,之前SARS那么严重的时候,也不至于这样。这次不会比SARS还严重吧?“。

3

隔天,我去了县城里的超市一趟。原因是因为要为年夜饭采购一些饮料。

我过年的规矩是先在奶奶家,和这边的亲戚吃过年夜饭,然后去外婆家拜年。原先我们都住在县里,两家的距离在步行可达的范围,但自从外婆坚持搬到乡下,这中间就隔了8公里。我想到前一日在外婆家卫生间里连一瓶洗手液也没有看到,于是在超市购物时顺道买了好几瓶。回家经过药店,我钻进去问了句:“口罩还有吗?”

穿着白褂子的女营业员从收银台朝我走来,没有戴口罩,说:“有,还剩三个这种纱布口罩,你要吗?“

3元一个,我从货架上拿起看了一下。塑料薄皮上用浅浅的红字介绍,这口罩有24层纱布组成。但我清晰可见里边的网眼,心想,这要是面对面讲话有飞沫出来,肯定阻挡不了啊。营业员看出我的迟疑,补充了句:“其他口罩前几天就卖光了,大家都抢着买了。“

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家里一样,后知后觉。

付账时,我买了好几瓶喷雾酒精。回去路上,正碰到从菜场买菜回来的大姨,送给了她一瓶酒精,她像看着一个新鲜玩意一样看了看这个透明瓶身,但还是收下了,说回去会用。

4

与此同时,随着“武汉”封城,每天在网络上可以获得到的讯息让人已经开始深深感觉到事件转向令人绝望的发展。有人预估,这场疫情可能十倍甚于当年的SARS。

我对SARS印象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当年在奶奶家那个不过十平米的客厅里,生着一个小炉子,熏醋。电视屏幕里是胡锦涛在发言,鼻翼里钻进去的都是难闻的醋味。奶奶和我说,忍一忍就好。

表姐开始每天在微信群里和我分享“禁令”,不许串门、不许拜年、不许聚餐、不许打麻将。

但我依然每天还过着“流动”的生活,从县城的自家屋子去村子里的外婆家。

我看到一些在武汉封城之后,和家人关系有所化冰和解的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不能出门,而让中国近代所形成的小家庭模式的亲情纽带成为了对抗疫情时人们所能牵住的最后一根温情的绳子,但也有家庭是存在尴尬的。

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才可以承认我父亲的家庭和我母亲的家庭像油和水一样,完全无法融合在一起。他们努力着生活了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选择分开,但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在这段假期,母亲和我睡在一张床上,隔壁传来父亲的鼾声。每天上午母亲醒来,就想着去外婆家里,做点菜也好,打麻将也好,坐在院子里吃瓜子也好,但连早饭也不愿在自己家吃。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家人”了,但生活习惯这么多年也不相融。好在现在也算是一个在平权问题上比二三十年前有所改观的时代了,女性不用围绕着男性打转。母亲和我说过,她其实也不愿意春节回家。但是想到自己的老妈,都快九十岁了,总会担心自己也许陪不了几年了,所以临到过年关口,不仅早早决定回家,还给自己延长了假期。

因为这次疫情,父亲和奶奶几乎不出门。两人常穿着自己的那套棉睡衣,有时候看看电视,有时间玩玩手机,有时间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就过去了。话也不多。

我和母亲则几乎每日“流动”,搭自己家里其他人的车子去外婆家。“自己家里人的车,总归比较安全的吧?我们又不见其他人。”

村子里如果在街头看到有人,大概率都是没有戴口罩的。我想也是。口罩已经买不到了。

针对我这样的”流动“人口,表姐和我说,她们计划要在村镇里挂起横幅标语,警示、劝诫。

我给她发了某个群里看到的西北某市在街口高挂“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送死”的图片,拜托他们如果真的要做,请选文雅一点的句子。

5

大年初二原本按照习俗会举行的和村子亲戚的拜年聚餐,很自然地取消了。

大年初五那天,村里头有人闹事了。

吃完晚饭,我就听到大姨、我妈、小舅几个人在讨论这件事。带头闹事的人算起辈分来,在村子里也可以说是外婆的侄子。本来大家不打算告诉外婆的,正月里出了这种事,人还要被判刑,拘留个十几天,总是不吉利的。可后来外婆还是知道了,坐在沙发上,我看她用皴裂的右手揉了揉眼睛。

外婆每天不是坐在麻将桌上,就是坐在客厅里看中央三套的电视节目,喜欢那些唱歌、跳舞的栏目。她对疫情的信息基本全是靠听我们说的。

村里闹事的原因也和疫情有关,说是警察要征用村里的一块地方作为关卡点,劝退这段时间回乡的人。那人那天喝醉了酒,硬是不同意, 不仅不让设立点位,还推搡、袭击了警察,很快被人带走了。小舅舅是县里派出所的所长,听到这事,骂出一句:“没脑子。这让我面子往哪里搁。”

一辆5人座的警车,响着警铃,从村子通往外部唯一的马路上一溜烟开了过去。整个村子的人,开始把这次疫情的处理,看作是高级紧急的事件。

表姐还是像是一个急先锋一样,从大年二十九之后,就要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县里几个重要部门划分了各自的包干区,要负责排查区域内人员的身体状况和流动情况。在对市民的宣传、教育、管理的指令下,也毫不松懈,“不要在微信群内转发没有官方认证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内容”也要作为其中一条,刻意嘱咐。

有一天,上头一共更新了12份红头文件,每个文件的总文件名是一致的,但是括弧内的序号从1一直编至12,最后一份更新版本的发送时间是在晚上11点。

我问表姐,你们平时一天也要收到这么多文件吗。

她说自从2017年开始扶贫以来,这样的工作量是常态。

表姐在家族的微信群里和大家说,以后教育你们的子女,如果不好好读书,以后长大就要当乡支书。

6

后来之前县里那例疑似病症并没有确诊,表姐松了一口气。

但又听说隔壁县,有一个从湖北回来的和尚,节前在寺庙里摆了几桌酒席请客,县里有对母子去赴约了。结果那和尚本人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所有那天去吃饭的都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要是真的传播出来了,那对母子在县城里的活动范围还都是核心区域。病毒近在身边。这让大家又陷入了一阵惶恐里。

我大姨原先也是半个佛教信徒,大年初一都要去庙里拜拜。过年前,她听说寺庙因为疫情暂时关闭,也没有情绪特别激动,今年她“云点灯”,已经在手机上拜拜过了。

我发现我母亲这个假期每天晚上至少要在床上刷两个小时手机才会入睡。每天醒来,她也会看疫情实时数据,和我说今天又新增了多少人,或是浙江、上海的最新消息发布。

我也听到一些耳语,比如周围人讨论时会说“那个湖北和尚怎么心眼这么坏,出来害人““这些庸民竟然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还敢聚众吃饭”“还好那谁谁一家今年没回来过年,他们也是湖北的,危险分子“。

有时候你听到那些话觉得不舒服,但又明白说话的人并不是真的在恐“鄂”或者歧视外地人。他们会这么表达是因为有些事情他们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是湖北?为什么会传染出来,规模这么大,直到如今一切像是失了控。

是谁扣动了扳机,把子弹打到了这里来。

7

我的家乡在这么十几年里,一直是一座变化很小的城市。

以县的规模来说,这里的超市只有5座,新华书店只有1家,没有高铁站,没有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近几年来称得上最大的变化,是终于有了两座民营电影院。今年因为疫情影响,电影院营业彻底停摆,恢复时间未定。

我时常会感觉这座城市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轰然老去。它不像上海,在每一个街区,每年都不断以店面更替的方式在更新城市的细胞,还有新的地标建筑、楼盘建筑在盖起来。如果这个国家要发生什么变化,我的家乡也许是最慢波及到的一批地方。

但这次疫情,我所感受到的警备状态是在几天内迅速形成的。与红十字会的失职无能相比,这个国家机器精心磨制的管控力量也在这几天内显现,触手可以快速伸到最贫困的地方。

到2月1日,县里通往乡村的所有路口都被以拦路、停车等方式封堵。进城、出城的关卡都设置了劝返点。所有小区也立起一块贴着红纸写的毛笔字的告示,“非本小区居民不得入内”。

我们的目光还停在“武汉“,但被封城的并不是一座武汉而已,也包括我的家乡这座十八线县城,以一种看不开的速度展开,比上海执行得更彻底。

我原本在日记里记录这几天的情形,打算用到“戒严”这个词,后来查了一下,这个词是专指军队出动的、维护稳定的状态。这是让几十年前让那一代年轻人幻灭的事。出生于1990年代之后,我对“战斗”的认识大多来源于文字经验,那些隐蔽的书籍和网络上搜寻而来的旧新闻告诉我们曾经的苦难。但现在的我们,要接受一种自我认识的全新重组。

这次事件的状态演变至今,再不可逆的是举国自下而上的,人心的惶惶。它在建筑底座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摇晃的力量,让一座状似精美的宝塔露出了败瓦残墙的模样。但也许几多时日过后,宝塔不垮塌,它又将成为一个神话。

只有在摇摇欲坠的情况中,我才看到人们终于开始疯狂地渴求读新闻报道,像读生存指南一样认真。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要考虑是否“活”得下去的环境里。

在这座至今仍 0 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小县城,我没有感觉到庆幸,每天仍被恐惧包围。在尘土里活着的人,永远无法代表被感染者说话,那些破损的心、绝望的灵魂、离开的生命。

但在未被感染的这一边,夹在讯息的焦虑、生存不确定的惶恐、生活现场随处可见的政治隐喻里,我们也亲自见识到了死神俯身落在地面上长长的黑影。没有人可以被这个时代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