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可以被这个时代豁免

村口终于开始拦阻到访者了。

2月1日,在钟南山院士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的十天之后,及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级的城市宣布封城的六天之后,我的家乡所在的江西省十八线县城终于进入了最严重的警备状态。

我们驱车抵达的时候,封锁线就设在外婆家门口。那是一幢2016年刚盖起的三层楼房,起初有一个砌了围墙的院子,后来有人来说这里要建设“新农村”,家家户户要敞开,风貌好,于是让我们把靠近马路的围墙给拆了,但同意可以在路边种一排矮树。院子里,外婆还让人栽了两株桂花树。

我下了车,主动上前,问别着红色袖章的检查人员,应当怎么样签到入村。我看见那张估计是从村小学里搬出来的单人课桌椅上有一份写过字的文件,上面密密麻麻有一些名字和数字,但看不太清。也许是盘查用的。一旁还放着一支灰色的体温枪,往人耳朵上一放,就可以检测出体温。但坐着的那人,似乎并不想理我,一句话也没有接。另有站着的一人,朝我甩了甩手,示意可以往里走。

这在我的预料里。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候,乡村也不是一个能完全不顾人情的地方。即使他们并不认识我,但只要知道我是村口第一家人的亲戚,说上几句,总会放行的。

外婆就在院子里,单手拄着拐杖等我。

1

今年原先公司就提早就给我们放了长假,所以我在1月21号就和母亲坐上了回家过年的高铁。

在此前,我已听闻“肺炎”新闻,但是看到各方尚在确认中,还没有特别警觉。我从上海带了两个口罩回家,一个给了母亲。她在候车室里看到戴口罩的人数比往日多了许多,于是也戴了一会,但上车后就塞进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说不习惯戴这个玩什子。我自己从出门开始就一直戴着一个一次性口罩,从高铁、到K字头火车、到县火车站门口的载人电瓶车,这四、五个小时的辗转路上一直没摘下。但后来,看网上的科普才意识到自己把口罩白色一面露在外面,是戴反了。“误戴,细菌更多。”

但在那时,家里人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即将铺天盖地袭来的疫情讯息。在踏进家门、见到家人之前,我先摘了口罩,心里还有个念头竟然还是,不要让家人觉得这是城里人小题大做的“娇贵病”。

2

我是在大年二十九那天,接到表姐的电话的。她在附近一处乡政府里工作,前几年春节听她说的最多的是如何完成脱贫指标。外婆家后头就是村子里的一个居委会,我从没见过人在那办公,但是去年天气好的时候,去后头散步,看见那边立着一块信息告示牌,把一户户的贫困人口的名字、直接帮扶官员名字都列了出来。而今年电话那头表姐的语气,又焦急又严肃,我仿佛能看到她紧皱着眉头和我说:“你们最近不要出门了。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

我们交换了一些讯息,我才得知她听说在我们前面一个村子发现了一名从湖北回家的医生,那人是最近几天偷偷回家的,连家人亲戚都没有告诉,有可能是疑似病例,已经开始隔离观察了。“如果那个人确诊了,我这个春节有的忙了。”

我把这句话喊给家里其他人听。那时候我们还在外婆家里准备着过年,有人在厨房,有人在打麻将的小房间,有人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看电视。

表姐的话有一定的权威。家里的长辈们听了,开始感到问题应当得到更多重视,”难怪我看到说武汉都要封城了,之前SARS那么严重的时候,也不至于这样。这次不会比SARS还严重吧?“。

3

隔天,我去了县城里的超市一趟。原因是因为要为年夜饭采购一些饮料。

我过年的规矩是先在奶奶家,和这边的亲戚吃过年夜饭,然后去外婆家拜年。原先我们都住在县里,两家的距离在步行可达的范围,但自从外婆坚持搬到乡下,这中间就隔了8公里。我想到前一日在外婆家卫生间里连一瓶洗手液也没有看到,于是在超市购物时顺道买了好几瓶。回家经过药店,我钻进去问了句:“口罩还有吗?”

穿着白褂子的女营业员从收银台朝我走来,没有戴口罩,说:“有,还剩三个这种纱布口罩,你要吗?“

3元一个,我从货架上拿起看了一下。塑料薄皮上用浅浅的红字介绍,这口罩有24层纱布组成。但我清晰可见里边的网眼,心想,这要是面对面讲话有飞沫出来,肯定阻挡不了啊。营业员看出我的迟疑,补充了句:“其他口罩前几天就卖光了,大家都抢着买了。“

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家里一样,后知后觉。

付账时,我买了好几瓶喷雾酒精。回去路上,正碰到从菜场买菜回来的大姨,送给了她一瓶酒精,她像看着一个新鲜玩意一样看了看这个透明瓶身,但还是收下了,说回去会用。

4

与此同时,随着“武汉”封城,每天在网络上可以获得到的讯息让人已经开始深深感觉到事件转向令人绝望的发展。有人预估,这场疫情可能十倍甚于当年的SARS。

我对SARS印象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当年在奶奶家那个不过十平米的客厅里,生着一个小炉子,熏醋。电视屏幕里是胡锦涛在发言,鼻翼里钻进去的都是难闻的醋味。奶奶和我说,忍一忍就好。

表姐开始每天在微信群里和我分享“禁令”,不许串门、不许拜年、不许聚餐、不许打麻将。

但我依然每天还过着“流动”的生活,从县城的自家屋子去村子里的外婆家。

我看到一些在武汉封城之后,和家人关系有所化冰和解的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不能出门,而让中国近代所形成的小家庭模式的亲情纽带成为了对抗疫情时人们所能牵住的最后一根温情的绳子,但也有家庭是存在尴尬的。

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才可以承认我父亲的家庭和我母亲的家庭像油和水一样,完全无法融合在一起。他们努力着生活了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选择分开,但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在这段假期,母亲和我睡在一张床上,隔壁传来父亲的鼾声。每天上午母亲醒来,就想着去外婆家里,做点菜也好,打麻将也好,坐在院子里吃瓜子也好,但连早饭也不愿在自己家吃。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家人”了,但生活习惯这么多年也不相融。好在现在也算是一个在平权问题上比二三十年前有所改观的时代了,女性不用围绕着男性打转。母亲和我说过,她其实也不愿意春节回家。但是想到自己的老妈,都快九十岁了,总会担心自己也许陪不了几年了,所以临到过年关口,不仅早早决定回家,还给自己延长了假期。

因为这次疫情,父亲和奶奶几乎不出门。两人常穿着自己的那套棉睡衣,有时候看看电视,有时间玩玩手机,有时间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就过去了。话也不多。

我和母亲则几乎每日“流动”,搭自己家里其他人的车子去外婆家。“自己家里人的车,总归比较安全的吧?我们又不见其他人。”

村子里如果在街头看到有人,大概率都是没有戴口罩的。我想也是。口罩已经买不到了。

针对我这样的”流动“人口,表姐和我说,她们计划要在村镇里挂起横幅标语,警示、劝诫。

我给她发了某个群里看到的西北某市在街口高挂“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送死”的图片,拜托他们如果真的要做,请选文雅一点的句子。

5

大年初二原本按照习俗会举行的和村子亲戚的拜年聚餐,很自然地取消了。

大年初五那天,村里头有人闹事了。

吃完晚饭,我就听到大姨、我妈、小舅几个人在讨论这件事。带头闹事的人算起辈分来,在村子里也可以说是外婆的侄子。本来大家不打算告诉外婆的,正月里出了这种事,人还要被判刑,拘留个十几天,总是不吉利的。可后来外婆还是知道了,坐在沙发上,我看她用皴裂的右手揉了揉眼睛。

外婆每天不是坐在麻将桌上,就是坐在客厅里看中央三套的电视节目,喜欢那些唱歌、跳舞的栏目。她对疫情的信息基本全是靠听我们说的。

村里闹事的原因也和疫情有关,说是警察要征用村里的一块地方作为关卡点,劝退这段时间回乡的人。那人那天喝醉了酒,硬是不同意, 不仅不让设立点位,还推搡、袭击了警察,很快被人带走了。小舅舅是县里派出所的所长,听到这事,骂出一句:“没脑子。这让我面子往哪里搁。”

一辆5人座的警车,响着警铃,从村子通往外部唯一的马路上一溜烟开了过去。整个村子的人,开始把这次疫情的处理,看作是高级紧急的事件。

表姐还是像是一个急先锋一样,从大年二十九之后,就要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县里几个重要部门划分了各自的包干区,要负责排查区域内人员的身体状况和流动情况。在对市民的宣传、教育、管理的指令下,也毫不松懈,“不要在微信群内转发没有官方认证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内容”也要作为其中一条,刻意嘱咐。

有一天,上头一共更新了12份红头文件,每个文件的总文件名是一致的,但是括弧内的序号从1一直编至12,最后一份更新版本的发送时间是在晚上11点。

我问表姐,你们平时一天也要收到这么多文件吗。

她说自从2017年开始扶贫以来,这样的工作量是常态。

表姐在家族的微信群里和大家说,以后教育你们的子女,如果不好好读书,以后长大就要当乡支书。

6

后来之前县里那例疑似病症并没有确诊,表姐松了一口气。

但又听说隔壁县,有一个从湖北回来的和尚,节前在寺庙里摆了几桌酒席请客,县里有对母子去赴约了。结果那和尚本人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所有那天去吃饭的都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要是真的传播出来了,那对母子在县城里的活动范围还都是核心区域。病毒近在身边。这让大家又陷入了一阵惶恐里。

我大姨原先也是半个佛教信徒,大年初一都要去庙里拜拜。过年前,她听说寺庙因为疫情暂时关闭,也没有情绪特别激动,今年她“云点灯”,已经在手机上拜拜过了。

我发现我母亲这个假期每天晚上至少要在床上刷两个小时手机才会入睡。每天醒来,她也会看疫情实时数据,和我说今天又新增了多少人,或是浙江、上海的最新消息发布。

我也听到一些耳语,比如周围人讨论时会说“那个湖北和尚怎么心眼这么坏,出来害人““这些庸民竟然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还敢聚众吃饭”“还好那谁谁一家今年没回来过年,他们也是湖北的,危险分子“。

有时候你听到那些话觉得不舒服,但又明白说话的人并不是真的在恐“鄂”或者歧视外地人。他们会这么表达是因为有些事情他们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是湖北?为什么会传染出来,规模这么大,直到如今一切像是失了控。

是谁扣动了扳机,把子弹打到了这里来。

7

我的家乡在这么十几年里,一直是一座变化很小的城市。

以县的规模来说,这里的超市只有5座,新华书店只有1家,没有高铁站,没有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近几年来称得上最大的变化,是终于有了两座民营电影院。今年因为疫情影响,电影院营业彻底停摆,恢复时间未定。

我时常会感觉这座城市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轰然老去。它不像上海,在每一个街区,每年都不断以店面更替的方式在更新城市的细胞,还有新的地标建筑、楼盘建筑在盖起来。如果这个国家要发生什么变化,我的家乡也许是最慢波及到的一批地方。

但这次疫情,我所感受到的警备状态是在几天内迅速形成的。与红十字会的失职无能相比,这个国家机器精心磨制的管控力量也在这几天内显现,触手可以快速伸到最贫困的地方。

到2月1日,县里通往乡村的所有路口都被以拦路、停车等方式封堵。进城、出城的关卡都设置了劝返点。所有小区也立起一块贴着红纸写的毛笔字的告示,“非本小区居民不得入内”。

我们的目光还停在“武汉“,但被封城的并不是一座武汉而已,也包括我的家乡这座十八线县城,以一种看不开的速度展开,比上海执行得更彻底。

我原本在日记里记录这几天的情形,打算用到“戒严”这个词,后来查了一下,这个词是专指军队出动的、维护稳定的状态。这是让几十年前让那一代年轻人幻灭的事。出生于1990年代之后,我对“战斗”的认识大多来源于文字经验,那些隐蔽的书籍和网络上搜寻而来的旧新闻告诉我们曾经的苦难。但现在的我们,要接受一种自我认识的全新重组。

这次事件的状态演变至今,再不可逆的是举国自下而上的,人心的惶惶。它在建筑底座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摇晃的力量,让一座状似精美的宝塔露出了败瓦残墙的模样。但也许几多时日过后,宝塔不垮塌,它又将成为一个神话。

只有在摇摇欲坠的情况中,我才看到人们终于开始疯狂地渴求读新闻报道,像读生存指南一样认真。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要考虑是否“活”得下去的环境里。

在这座至今仍 0 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小县城,我没有感觉到庆幸,每天仍被恐惧包围。在尘土里活着的人,永远无法代表被感染者说话,那些破损的心、绝望的灵魂、离开的生命。

但在未被感染的这一边,夹在讯息的焦虑、生存不确定的惶恐、生活现场随处可见的政治隐喻里,我们也亲自见识到了死神俯身落在地面上长长的黑影。没有人可以被这个时代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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