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的颜色

近来我总想起三月份的一件小事。

当时上海陆陆续续有小区因为发现有核酸阳性人员而被封锁2天、7天、14天不等。而我在的小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自由职业之后,很多时间我都在家办工。每天下午我会出门,四处走走,有时候去见朋友,有时候自己买一杯咖啡,有时候毫无目的地出门,散步,然后回家。

那时候家的附近如同一片平静的湖面。尽管周围有一些小区门口用共享单车绑着警戒线,有老居民站在铁门里朝外探望。而我还可以自由地走在小区一尺之外的马路上,以为一切都会依照先前“精准防控”的政策进行。

人们在网上说着“决赛圈”的笑话,仿佛我们真实生活的周围有看不见的毒气在逼近,不断“缩圈”,而我们就像游戏里的人物有的阵亡在中途,有的幸运地生活在最终进行决赛的地方,甚至还幻想自己也许会成为“冠军”——完全不受毒气影响地一直生活。在后来,我对使用诸如“毕业”、“大考”等学校化的比喻来形容人们受苦的生活感到极度厌恶,因而也更检讨与反思自己在三月份的时候没有明显抗拒“决赛”的形容,还把它当作轻微的玩笑用词。

有一天,我在家里看到周围一家花店的老板发了一条信息:“各位街坊邻居,花店最近客户都取消了企业周花,活动也改期。鲜花放在店里也会坏掉。所以街坊们如果有散步到我们店附近的,可以顺便进来领一束小花,我们免费送。居家隔离的日子有点花花草草,心情也会好一点吧。”

花店就在离家不到八百米的地方,我戴着口罩,骑了一辆路边的单车就过去了。路上的行人不多,店员把可以免费领取的花束用透明纸包装好放在门口了,我取了一束雪柳。花篮里还有牡丹、玫瑰、洋甘菊等。在街区做社区营造的团队里有年轻人很有行动力,直接联合花店一同发起了一个“送花骑手”的活动,招募居民作为骑手,为周围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和隔离中的邻居安全送花。我报名了第二天参加。

本地媒体也很快嗅到了正能量的气息。第二天上午我到花店里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店主和她的店员们已经忙了很久,捆扎花束、接受媒体采访。有两个男人一个拿着相机,一个拿着手机拍摄,,还有两个女人一个举着云台,另一个拿着话筒准备做直播。

其中一个男人看到我进来,和我打招呼:“你也是骑手吗?”

我说,是的。

他问:“你有没有别的颜色的口罩?”

我说,没有。谁出门会准备两个不同颜色的口罩?

他露出为难的脸色,站得离我远了一点,看见另一个和我戴着一样颜色口罩的参与者,也上前问了同样的问题。很显然,这个颜色的口罩不能出现在一家谨慎、“专业”的媒体镜头里。

我猜到答案,但那个答案我还没有听到有人亲口说过。我问他:“为什么戴这个颜色的口罩不能出现在镜头里?”

他说:“唉呀,是啊,不能拍到。这不是因为2019年……”

他往下说了缘由,用轻描淡写的那种人们提到审查时会带有的语气。那是一种潜意识里知道自己讲出来的事情并不一定正确,但仍期待听众可以理解这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不得已”执行的一部分,而后者在一次次讲述中腐蚀前者。如果话语是有风味的,这句话的前调是被限制的荒唐,中调是身份的无奈,尾调是悠长的冷漠。

换一个口罩是小事,可以问花店借,可以让晚到的朋友帮我多带一个,可我不愿意。所以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拍了骑手出发的视频;拍了鲜花的片段,纸包装上写着“魔都的浪漫”五个字。送花,是一件好事,是邻里间温情的行动,也是一家小店主动求生的策略。人们在社区里传播着当天活动的视频。没人会特意想到画面里口罩被刻意去除了一种颜色,不予展现。

这场活动结束后,我戴着口罩,回到家里。我居住的小区在三月底第一次全员抗原测试后,因为有异常,封闭了48小时。之后解封了两日,生活便进入了无声的四月、五月。

近来我总想起三月份的这件小事,继而想起出门刚开始要戴口罩的2020年,想起新闻记者口中的2019年……思绪往前飘浮,如同自身的幽灵,来到更远的日期。一座座日期。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来到现在的生活。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徽标

您正在使用您的 WordPress.com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您正在使用您的 Twitter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您正在使用您的 Facebook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