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在想象中,有一座无声的城市,如同不用清扫灰尘那样,人们终于可以不用收听所有的声音。

人们不必听到窗外小学操场的午后游戏。五六十个孩子在玩闹,远远听起来,那种欢乐、无序,炸裂成一大团撕心裂肺的星云,尽管我知道那些十岁上下的孩子们只是在尽情玩乐,跑啊,跳啊,追赶,但仍然震惊于人类的快乐和痛苦竟然是如此近似的喧闹。

不必听到对面楼栋的夫妻大声争吵,那骂声像空中的塑料袋似的,打着旋儿,飘进我的房间。

不必听到从薄薄的墙壁传来的电视机声音,正在播放娱乐节目。

也不必听到突然响起的喇叭声。那声音希望把所有人都在太阳下山时分赶下楼,检查当日的健康状况。我努力朝着窗户外大喊,“太吵了”。然后我的声音像是晾衣架上没夹稳的被单,晃晃悠悠飘下去,落在车棚的红色铁皮屋顶上,变成一个众人取笑的景观。

无声的城市里,居民得到了内心的安静。

终于可以乐业安居。一部分人,在桌子上敲打着电脑,去生产今日的不重要内容,或是修改着数据库,然后在空闲时间,情绪平稳地阅读社交平台的信息——人们不看新闻的习惯已经保持得很久了——即使直觉告诉他们,大事已经发生,但是没有讨论,网络上没有一点儿声音。

一只鸟儿飞过,城市在寂静里。

我们躺在日落后的公园草地上

我们躺在日落后的公园草地上。

“蝙蝠。”小潘说。

“那是蝙蝠吗?”

“对,蝙蝠的翅膀就是这样的。”

天上的云不动,原本有水波纹的地方也渐渐汇合在一起,拼接成为一张完整的夜幕。树的叶子变成黑色。实际上,躺在野餐垫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旁边,所以视线一片模糊。眼前天空是否有什么生物飞过去我一点也看不清楚,但不重要。我在那刻觉得有些累了。前面他们起哄说要练习下腰和后空翻,我的核心几乎毫无力量,他们两人抱着我的腰,一个人在前面拉着我的手掌,在我无法依靠自己手臂撑住身体重量时,和我说:“抓住我的脚踝。对,抓住它,撑起来。”最后我还是不能说自己学会这个动作了,而且他们三个人也在这次的尝试之后知道这对我来说的确是充满难度的动作。不过小潘还是乐观地总结了一番,“怎样,这个动作是不是能让人心胸宽广?”他示范的时候就向我一再强调,重要的是手臂和肩膀的位置要张开,用这个力量去支撑自己的腰部,“打开你的心胸”,我在心里重复,也许这个动作的确很有用,不过可能我还需要更多时间让心胸变得更加开阔。

我还从没在日落后继续逗留在公园的草坪上。

因为这很没有道理。没有太阳可以晒,为什么躺在这里?

五点,太阳刚下山的时候,我们在另外一片草坪,那是一个游乐区,“勇敢者乐园”,二十块钱,可以玩三十五个项目,攀爬、平衡木、索道之类的。里面几乎都是家长带着那些个头不到一米的孩子们在玩,跑上跑下,除了我们四个成年人,在里面追赶着彼此把几乎每个项目都试了一遍。“魔鬼训练。”小潘是教练。乐园里两个极需依赖核心力量完成的项目,我都在尝试了第一二步之后就很快放弃了。我想起我的小时候,总想象自己一身侠义,能掌握轻功,飞檐走壁,但实际上七八岁的我如果和亲戚或朋友来到这样的场地,我一定是紧张又胆怯地排队在末尾的那几个孩子之一,或者更早拒绝尝试任何令我感到不安、危险的体验,而只满足于当一个旁观者。可现在,我个头一米六,二十八岁,我可以爬上那些绿色的绳索网,我可以踩在木块上水平爬行,而不觉得惊恐。我在玩童年的游戏。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在想可不可以之后的每一天就只需要让自己像现在这样快乐就好了。

在我们玩完所有项目后,在草坪上分食中午还剩下的零食,喝水,还没有歇息多久,前面把我们招徕进乐园玩的门卫已经开始在催促人们离开。“五点了,关门了,把东西都收拾一下。”dj说果然是国企,下班时间真早。门卫是个五十来岁,穿一身深色衣服的男人,他自己已经收拾好了,戴着红色的棒球帽,背一个红色双肩包,有位穿黑裙子的女伴在门口等着他。两人一起确认过小乐园里没有任何游客了,就一齐往大门口走去,身体之间空着一个人的位置,但表情亲密地在聊天。

“下次早点来。”保安前面锁门说,看出我们的意犹未尽。

“整个公园几点关门?”

“你在这里待到十二点也没关系,他们又不可能不让你们出去。六点后只出不进罢了。”公园里也许有人会巡逻,但如果有意躲在里面,这些树林间,也难以被发现。

因而我们路过下一块草坪的时候,又开始摊开野餐垫坐了下来。

“侧空翻还没翻呢,不是要学吗?”

海豹演示了下动作。我拙劣地模仿了。尽管我认为自己的脚没有抬得多高,在空中画出一条弧线,但她们说我已经掌握了。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背靠背站起来?”

“怎么做?”

“就是《欢乐时光》里人们做的那样,你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要相信对方,抵靠着对方的背站起来。”

试试。第一次、第二次,我参与的都失败了。然后他们三个人来了一遍,非常顺利。我又加入了进来。两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三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四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

我们共同欢呼了一阵。

然后便是在日落后躺倒在草坪上的片刻。草地的湿气比起午后而言明显了许多,三五分钟后,蚊子也飞近了。

“我们走吧。”起身,收拾好野餐垫,放进巨大的白色帆布包内,里面还有我们没有吃完的玉米片、火腿和面包。不过带来的四瓶啤酒已经全都喝完了。

这座森林公园占地据说有将近两千亩,往门口走的时候,身后是黑漆漆的一大片水杉林的影子,我们才意识到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只在距离公园门口不过四五百米的地方玩乐。

离开家的时候

昨夜离开家的时候,我身上带着的东西:钥匙、无线耳机、两片卫生巾、一包扁扁的纸巾、一张口罩和一瓶酒。一升装的12年威士忌。

就是所有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晚上回不去,或者更多天回不去。又或者,我心里知道,但也只能这样潦草地走出家门。

微微下雨,撑着伞走,在暧昧的视线里,小区外面的马路冰冷悄清。前一夜,635弄那一片的商户已经关停,而昨夜提前拉下卷帘门的店铺自然更多。24小时不休止营业的便利店也关门了,留着一道蓝光,而其他的地方,警戒线拉起来了。视野前方,红的蓝的光闪烁着,总是那样,红的蓝的光,交替,危险、恐吓。有一个人从对面走来,不知是偶然回家的居民,还是工作人员,他黑色的身影把灯光打散,迷迷蒙蒙。我在路口停了一会,打算不往前面去,抄一条小径离开这个区域。或许是我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让我此刻想起来,觉得当时那个迎面朝我走来的黑影更像是一个幻觉,在行进到一半的时候,被中途斩断。那个影子就是原本即将迎面撞上的我自己。

前一夜,午夜的巷子口,一辆“春秋旅游”公司的大巴车停在那儿,车身内亮着一排幽蓝的灯光。

旅游?

人们失去了今年的春天,然后是秋天,被严厉、蛮横地禁足在家,而现在深夜突然被要求离开家,安排坐上了“旅游车”。去哪呢。漆黑的、无尽的夜。

我当然又会想起很多别的。

“春秋旅游”,它的名字变成一个恐怖的梦,多少人的生命,按2天、7天、14天计算的方式,累积着,因为一个荒诞至极的春秋大梦而被无端端浪费。

等我走回来的时候,车子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地医疗垃圾。回家,睡觉,醒来,在窗口听见喇叭声:

“17号楼、19号楼,请做好核酸的居民带好随身物品,下楼转运。”

“635弄全体居民,现在开始一小时内全体居民居家。”

头痛欲裂。我在手机里看到照片,我们所在区域左右两边的马路已经被堵住,外卖和快递也只能送到路口,再也进不来。我们又被围困在里面。

等过了几个小时后,从窗口看到马路已经通车,我们短暂出了门,也是因此,在更晚的时候,我带着酒,去附近朋友家吃饭,抓住短暂的松动的瞬间。还没有聊多久天,就在手机上看到照片:小区门口被拦起了警戒线。

朋友说今晚可以住在他们家。我们喝了很多酒,聊天到三点多才去睡。

陌生的床铺,像一艘木船,白色窗帘有时候被轻轻吹动,从外面吹拂进来的凉意带来如同水面涟漪一般的漂荡感,落在伸出被子外的左腿上。我不困,但脑海是空白的,能抓住的似乎只有这种冰冷的感觉,它是全新的。

醒来,我想,我在哪,我拥有什么。回不去的家的钥匙、无线耳机、一片卫生巾、一包扁扁的纸巾、一张用过的口罩。

我能去哪里呢?也许能在朋友家继续住几天。没有衣服,就购买衣服;原本要出差的安排,就此取消,我在手机上告诉合作方这个消息,她很快回复了“理解”,没有任何惊讶与意外,因为已经历过太多次了。她很快为我们把车票退了。我很遗憾,因为我们原本计划要去海岛,这几日已经开始降温了,等这次封锁期过去,海岛的风已经不知道多剧烈了。

我能去哪里呢?也许最后只能自投罗网。走进那条封锁线内,告诉对方:我想回家。我熟悉的房间,那张小床、我散落在木桌上的翻开没读完的书籍、向南的窗台边的植物们。

他们允许了我的进入,然后我不再拥有出去的可能。

想着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懦弱就会像藤蔓一样长出来,我没有拒绝被它们包裹。去哪,都有可能,但又无处可去。等到下一次被炸出家门的时刻来临吗?

我感受着自己的孱弱。它是如此折磨人。它一遍遍提醒着我自己,我什么都没有。

上午刷牙的时候,站在朋友家的盥洗室,拿起牙刷,发现自己并不能特别清晰地能记起昨晚新拆开的牙刷的颜色,是那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它们被一齐放在漱口杯内。我开始彻底被这些生活细节所背叛。它们离开我的脑袋飞行。我又开始想起那个在二十六岁做过的自己的得了阿兹海默症的梦。

我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图标还停在“飞行”模式上,我不想接电话,在前一日,就已经有五六个陌生号码,既有座机也有手机打来的。同住一个小区的朋友已经和我说过了,居委已经盘问过她在早晨八点为什么没有下楼做核酸了。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对话上面。

我的手机已经开了超过24小时的飞行模式。

我在漫长的飞行。不知道何时落地。

微信群里,人们说小区已经确定有一例确诊,一位七十一岁的老太太,每天的行动轨迹除了家,就是附近的西法华菜市场。在下午的全市疫情发布会上,她作为第二个感染者被公布了信息。而那天晚上我所看到的全小区转运的地点——有消息说,小区内确认了 58 例阳性确诊,工作人员以在小区环境中检测到超标的病毒样本为由,深夜要求大家离开家,坐上门口的大巴车,去酒店隔离——没有任何信息被透露在那场发布会上。

邻居说做好小区要封闭七天的准备,却没人知道应该把哪天算作封闭的“第一天”?

一枚肆意发射的导弹,不偏不倚落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那些领导用四条路名划定了一个范围,当晚整个矩形区域都被安上了绿色铁丝网,整片合围。每一个网格都能就地成为集中营。再也没有安全的地方。

离开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可能每次都能逃脱。而实际上,我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朋友家的黑胶唱片机在放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歌,我只捕捉到里面的一句歌词,“run run run for your life”。

我不知道下一步,也永远无法想清楚。我感受到恐惧和自责还会从四周侵袭我的内心,即使我如此痛恨这一切。我还是会忍不住要哭泣,但我和我正在滴血的身体,在冷静下来的时候,也都知道,最简单的想法只有一个:“能离开真是太好了。”

秋天,我经过华山绿地

夜晚,还不到十点。这里显得沉静。绿灯,但没有车经过。亮黄色的路灯下,一株悬铃木,叶子朝上分岔生长,膨胀,像骨架反折的雨伞。

五月底,就在这片光源下方,白蚁飞旋如雪。

我站在相同的位置望着夜色笼罩的绿地。当时路口热闹又喧嚣,四周被关禁闭两个月的人都走出来,一个孩子骑着小小的单车在树下仰头望,问身边的父亲,那些虫子是什么。

现在,安静太多。凉风吹过黑色的短裤管,我的右膝盖在今晚添了一个蚊子包。会是今年最后一个吗。发痒。

六月初,我与人约在绿地旁边的长椅上,谈工作。咖啡厅还不能堂食。我很快就喝空了杯里的液体,剩下一堆还没融化的冰块。聊得久了,我会分神晃一晃它们,清脆的碰撞声把我拉回到现实。路人,尤其是岁数大的,常常会看向旁边坐着的我们,眼里露出对不戴口罩的指责,我也继续晃晃手中的咖啡杯。我们只能在这里。

那时,绿地的出入口,一个个,都被围挡着,旁边贴着黑白打印的告示,说未来如果进入公园上厕所,也需要扫描厕所码。 此时,围挡依旧在那。我不知道是新安装的还是一直没有拆除,就像我昨天才发现小区隔壁楼栋因为出现“密接”再次被“全楼封闭管理”,警戒线挡住铁门,里面的所有人在 48 小时内不得自由进出。另外有一位穿蓝色防护服的人员在门口 24 小时看守。凌晨,他坐在黑暗中看手机里笑声不断的短视频,不知道几点会打盹,也不知道他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

我站在绿地外围,看着树丛中被灯点亮的木栈道。我知道无论穿什么鞋子,走在上面,都会发出声响。只是此刻一片阒静。一位遛狗的人,走在我的前面,戴着口罩,手里牵着一只金毛、一只拉布拉多,突然掉头,不再往前,横着穿过了马路。

还需要凭借出门证才能离开小区的日子,绿地旁边的长椅空位很难寻得。年轻人带着酒精、薯片和蓝牙音箱从家里迫不及待地出来,占领空位,占领台阶,和朋友拥抱,和陌生人打招呼。理发师、按摩师也直接在这里做起生意。最热闹的那天,我原本也应该去的,三个朋友不约而同地在那相遇,还聊到了我。而那天我已没有出门的额度,只能在家里收着信息:“她问你怎么不出来?”

我出来的那天,在这里翻越边界。绿地东边那条马路是长宁区和徐汇区的分界,当时不被允许跨越,道路被障碍拦得严实。我骑共享单车来,在绿地边锁车,学着几个人的样子,踩上一张椅子,跳下去的距离不算太高,然后再就近找一辆新的共享单车,骑去那些原本熟悉但已陌生如另一个疆界的街道。

也是那天,我看到铁皮屋被四个人推着,放置在绿地广场的一角,然后他们拆去和包裹易腐蔬菜的保鲜膜相似的透明包装,露出荒谬滑稽的两个圆形孔洞。现在它已经被使用了一个季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上面竟然挂起彩灯,到了夜晚,颜色花哨的灯珠轮流闪烁,张灯结彩的苦难。

八月,我痛苦地认为在上海不再可能散步,人们失去了马路。可九月,我又回到这里。

我想起朋友在方舱看见的一张悔过书,黑色水笔,手写,放在护士台上。“你好,我知错了,我这次出去拿东西,我错了。……我在网上买的东西,出去拿,因为生活,我对我所做感到深深后悔。”

秋天,我经过华山路地,想起这些,在备忘录里记录着,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