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弱的季节

正是柔弱的季节。

雨水那么多,悄悄静静地落。不下雨的日子,事物看起来也如罩着一层灰绿色的柔光。景物都被阻隔在一段距离里,有时候是窗,有时候是围栏。

植物茂密得惊人。飞蓬草从商场前面的石板台阶钻出来,还有石竹、欧报春、繁缕和蓼草。我通过证明野草存在的科普信息习得这些名字。楼下的夹竹桃也开花了。第一次注意到它的时候,看到低处开了两朵白色的花,怯生生。和邻居一起在楼下等待我们的东西时,听人说起这是原先一位住户栽种的,后来没想到长得如此挺拔,找园艺公司劈砍过一次,现在还有两层楼高。第二天我下楼再次路过它,发现白花开了一树,每朵花展开五片花瓣,瓣尖轻轻翘起,在风中颤颤巍巍的,如同一架架小型风车,行将旋转。远远地看,又像是朦朦胧夜色里小小小小白色的火。

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夹竹桃的前面是一株海桐花,海桐花的前面是一株枇杷树。在楼下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我会依次经过它们。终于得到机会在小区外面独自走的时候,我也看到多棵枇杷树。不知为何,它们比往年更为惹目,枝叶、果实伸出墙外,或者孤零零的一株树站在对面马路的庭院里。有的枇杷果子还青着,有的已经熟了。 

得了“出门证”走在路上的人,发现店铺都关着,只好在街道散步,或者往绿色的地方钻。以前我在公园总是先看到人,各式各样,看手机、跑步、打球、玩牌、暧昧地坐在一起,等等。我觉得人有意思。而现在我先看到绿色的植物,然后才注意到里面坐着、走着的人。人们在树下理发、在林中拍着手走路、在花丛前坐着和家人打电话。一切既平常又奇怪。 

这个季节,绣球花也都开了,粉的、紫的、蓝的。一只流浪狗安静地趴在花的边上。网上的信息这么介绍绣球花:如果把它养在光照充足的位置,绣球花的叶子很容易干枯发黄,如果养在过度遮阴的环境,它的枝叶容易徒长,变得非常脆弱。我喜欢它其中一个变种的名字,“无尽夏”,念出这三个字似乎就是一种许愿了。

人在这个季节也是柔弱的。又或许是我一人的无力感。愤怒消耗了力气,爱人也变得畏葸,只好直视自己的柔弱,在活着的生活里。无事的时候,躺在某处,思考遥不可及的大问题,偶尔流点眼泪,为了很多事情,却也不愿意说出具体的缘由。在家里读《论不服从》。夜晚下楼,遇上两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用黄色急救担架车推着一位老人往小区门口去。她的家人跟在后面,背包拉链没有拉好,失神地走着。我想起四天前看到楼栋里一位阿姨住进医院后在微信群里发的消息:“今天我人极难过,几乎要死了。”

柔弱的季节,没有解封。

我又怀疑柔弱像雨,并不分季节,仍会一次次降在生命里。

得到出门证的日子

得到出门证的日子是昨天。 

我们在上午做核酸时签收的它,一张彩色印刷纸卡,盖了街道的章,写着每家的房间号。

出门证的第一条规定:一户一人一天一次。我将其记作散步者的“双十一”。对比发放粮票油票的时代,现在出门的自由也可以定量发放,该说是种对精神文化日益提高的重视吧。 

卡片拿到手的时候,一天出门一次的那行小字已经被黑色水笔涂黑了。我们直接得到新的通知:五天内一户只能出门两次。 

出门证的第二条规定:如果要去商场,比如家乐福,需要另外携带一张“邀请卡”。

礼仪之邦,购买行为也都发生得客客气气,请上门来。和出门证不同,一幢楼只有两张邀请卡。我极怕麻烦,既不想多得这东西,也不想去了又排队。所以这条规定并不影响我。 

出门证的第三条规定:只可在每天早上九点至下午六点间使用。

为了最大化利用好时间,我决定第二天再出门。楼栋群里,有人叹气说外面什么都没有,出去了也不知道做什么,另一个人说出去散步也是好的。后者又补充道,不过店铺都关门了,外面也没吃的,出门最好带点干粮在身上。我开始想象自己第二天背着书包,带着饼干、面包,在外面走路的画面。

继而她又说,上厕所也是问题。我把想象中自己书包里的水杯取了出来。 

然后她说还有好多道路是封锁的,走到路口就走不过去了。马路中间不仅要用黄色的铁皮路障围挡起来,还要在上面铺满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哪怕单车与单车之间所存在的空隙,并不造成实质性的严格阻挡,但看到这幅画面的大多数人都可以理解——这是一种“加固”。单车像告示末尾的感叹号。

今天我出门了,四十八天以来第一次走出小区,在外面走了一下午。我走到了边界,像一个游戏里的人物,再去找了另一个地方,做点什么,然后眼前的地图就更新了。城市如同荒野。我在和朋友的群里开了一个直播,她们通过语音提醒我,放在口袋的手机镜头被衬衫领口遮挡了,有时“只看得到70%的视线”。

回到家的时候,本地媒体也在微信上做了一场对“外面”的直播,有一部分路线与我下午走过的重叠。主持人说现在的街景看起来已经和以往没有什么差别,另一个主持人说确实。我更觉得自己刚从游戏当中回到家了,单机版求生游戏。

得到出门证的第三天,我们收到通知要做核酸。

最近两次做核酸的流程进一步改动。每个人先在家里自测抗原,拿着阴性抗原盒子下楼才能得到允许做核酸测试。负责扫码的工作人员会指着地上的纸袋让你把抗原盒扔进去,以免有人带着前一日的抗原盒下楼。聪明。减少阳性人员下楼风险。居民请做好核酸之后再出门。

你不是要出门吗。现在不是可以出门了吗。出门了还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要在精神上团结一致。

我想起自己把抗原盒子往袋子里扔的瞬间——我曾经有一个和白色抗原盒大小差不多的卡牌钥匙扣,方方正正,上面原本有图案,但用久就磨得不见了,只剩下黑色的本体——我会恍惚自己在扔那个钥匙牌。

晃神的时刻,就像,也许并非游戏中而是真实世界里的我,身体区域出现了一两秒钟的马赛克闪动,一会是眼睛,一会是手,那是输入数据坏了的提醒。

口罩的颜色

近来我总想起三月份的一件小事。

当时上海陆陆续续有小区因为发现有核酸阳性人员而被封锁2天、7天、14天不等。而我在的小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自由职业之后,很多时间我都在家办工。每天下午我会出门,四处走走,有时候去见朋友,有时候自己买一杯咖啡,有时候毫无目的地出门,散步,然后回家。

那时候家的附近如同一片平静的湖面。尽管周围有一些小区门口用共享单车绑着警戒线,有老居民站在铁门里朝外探望。而我还可以自由地走在小区一尺之外的马路上,以为一切都会依照先前“精准防控”的政策进行。

人们在网上说着“决赛圈”的笑话,仿佛我们真实生活的周围有看不见的毒气在逼近,不断“缩圈”,而我们就像游戏里的人物有的阵亡在中途,有的幸运地生活在最终进行决赛的地方,甚至还幻想自己也许会成为“冠军”——完全不受毒气影响地一直生活。在后来,我对使用诸如“毕业”、“大考”等学校化的比喻来形容人们受苦的生活感到极度厌恶,因而也更检讨与反思自己在三月份的时候没有明显抗拒“决赛”的形容,还把它当作轻微的玩笑用词。

有一天,我在家里看到周围一家花店的老板发了一条信息:“各位街坊邻居,花店最近客户都取消了企业周花,活动也改期。鲜花放在店里也会坏掉。所以街坊们如果有散步到我们店附近的,可以顺便进来领一束小花,我们免费送。居家隔离的日子有点花花草草,心情也会好一点吧。”

花店就在离家不到八百米的地方,我戴着口罩,骑了一辆路边的单车就过去了。路上的行人不多,店员把可以免费领取的花束用透明纸包装好放在门口了,我取了一束雪柳。花篮里还有牡丹、玫瑰、洋甘菊等。在街区做社区营造的团队里有年轻人很有行动力,直接联合花店一同发起了一个“送花骑手”的活动,招募居民作为骑手,为周围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和隔离中的邻居安全送花。我报名了第二天参加。

本地媒体也很快嗅到了正能量的气息。第二天上午我到花店里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店主和她的店员们已经忙了很久,捆扎花束、接受媒体采访。有两个男人一个拿着相机,一个拿着手机拍摄,,还有两个女人一个举着云台,另一个拿着话筒准备做直播。

其中一个男人看到我进来,和我打招呼:“你也是骑手吗?”

我说,是的。

他问:“你有没有别的颜色的口罩?”

我说,没有。谁出门会准备两个不同颜色的口罩?

他露出为难的脸色,站得离我远了一点,看见另一个和我戴着一样颜色口罩的参与者,也上前问了同样的问题。很显然,这个颜色的口罩不能出现在一家谨慎、“专业”的媒体镜头里。

我猜到答案,但那个答案我还没有听到有人亲口说过。我问他:“为什么戴这个颜色的口罩不能出现在镜头里?”

他说:“唉呀,是啊,不能拍到。这不是因为2019年……”

他往下说了缘由,用轻描淡写的那种人们提到审查时会带有的语气。那是一种潜意识里知道自己讲出来的事情并不一定正确,但仍期待听众可以理解这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不得已”执行的一部分,而后者在一次次讲述中腐蚀前者。如果话语是有风味的,这句话的前调是被限制的荒唐,中调是身份的无奈,尾调是悠长的冷漠。

换一个口罩是小事,可以问花店借,可以让晚到的朋友帮我多带一个,可我不愿意。所以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拍了骑手出发的视频;拍了鲜花的片段,纸包装上写着“魔都的浪漫”五个字。送花,是一件好事,是邻里间温情的行动,也是一家小店主动求生的策略。人们在社区里传播着当天活动的视频。没人会特意想到画面里口罩被刻意去除了一种颜色,不予展现。

这场活动结束后,我戴着口罩,回到家里。我居住的小区在三月底第一次全员抗原测试后,因为有异常,封闭了48小时。之后解封了两日,生活便进入了无声的四月、五月。

近来我总想起三月份的这件小事,继而想起出门刚开始要戴口罩的2020年,想起新闻记者口中的2019年……思绪往前飘浮,如同自身的幽灵,来到更远的日期。一座座日期。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来到现在的生活。

楼栋群

自从帮楼长阿姨建了我们楼栋的微信群,她都不再叫我“小万”,而叫我“602小妹妹”了。

封控前四天,我本来还打算去当志愿者。当时想法很天真,就是认为政策上明令所有人都严格“足不出户”的话,那么多养狗的人家如何遛狗呢?如果做志愿者岂不是又可以放风,还可以帮忙遛狗?但是因为申请当志愿者的条件我达不上,就想着不去添麻烦了。

不过后面几天我发现很难真的遵照足不出户原则。首先,我们四天里下楼做了两次核酸检测。其次,楼栋根本没有志愿者来帮忙收集垃圾。湿垃圾在走道里放几天就臭了。我前几日都是做核酸时带下去。

到第五天,漫长的封控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忍不住问了楼长扔垃圾是什么原则。

楼长是一位约莫六十岁的阿姨,脸圆圆的,有时候透过透明防护面具,还可以看到她的脸颊被口罩紧紧勒着,鼓出一坨肉来。她说话很急,是那种温和的着急,怕自己解释不清楚让对方产生误会了而努力讲得飞快。“啊,那个小万啊,你之前订的100元的菜没有了,那个套餐没有肉了,我自己作主给你改成60元的了。在想你要的话,我就还要退给你40元,如果你不要的话,就当我送给你们吃了,都没关系的啊。”她说自己姓“包”,让我喊她“包阿姨”。

包阿姨和我说:“扔垃圾啊,你等天黑了自己下去倒好了。”

其实后来我就在想,漏洞就是这样的。我们关在家里,看不见。要出去,就知道了那些破绽百出的规则。

前几日无论是通知核酸、发抗原还是订购蔬菜,都是包阿姨自己从一楼到七楼一家家敲门问过来的。我有一次提出可以帮她统计牛奶,也问她有什么需求可以帮忙。阿姨说没事的没事的。她把自己的手机凑到我的面前,和我说:“你帮我看看这个群聊的消息怎么清空?太多了,看着烦,我要删掉它。”

后来封控时间延长,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我主动去找到阿姨说帮她建一个楼栋微信群方便通知。包阿姨带我一户户敲门,让大家扫码入群。其实对于要加邻居微信这件事,我自己心里是充满抗拒的。在距离我们小区不到八百米的另一个住宅,去年发生了一起独居女性被害案,就在上海,而且手法特别惊悚。凶手据说是住在女性对面楼的男人。所以当撬开邻居门的时候,我的脑中没法不开始脑补:这里面有谁可能杀了我。这种“被害妄想症”的想法也有可能是受到之前日剧《轮到你了》的影响。

包阿姨在等人开门的时候,有时候会连带着给我介绍一下这家人的情况。我心想这样在剧情里我好歹也算是先掌握了部分信息。我也终于知道了这栋楼里还有哪几户房子是空着的。建了群之后,每天核酸包阿姨就在群里发一条微信,大家就都看到了。她之后向我说了好几次:“啊呀,你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建群也是因为考虑到同一栋楼的老人们会不会有团购的需求,但是不了解外面的讯息。我们在群里先是跟着小区一起团了牛奶,再团了鸡蛋。我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楼栋里的老年住户都不是独居的缘故,要么和伴侣,要么和孩子一起生活,再加上他们也许囤货习惯比较好,基础食物都不太缺,比如米、油等。

有一天我看到包阿姨在群里说了一句,“我好想买水果套餐哟。”那是封控第十日了。我家里的水果也早已经吃完了。

还有一天,包阿姨说:“好想吃零食哦。”那时候我们已经私下积累部分购物渠道,有另一个邻居问阿姨想吃什么零食。包阿姨就说,饼干,什么类型的饼干都可以。

与此同时,小区的五百人微信大群里已经针对团购是否合理争论了好几天了。有人担心从外面买进来的“物资”都会把风险带进小区,但管不住的,有人继续在大群里团购链接。我们这种两三千人居住的老小区没有领头者,同时居委也在其中彻底隐形。大家都围绕着什么是“必要”,什么是”非必要“而争论,都忘记了在其中自由到底是什么。极力配合的老年人,也会困恼,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重新过上吃水果和零食的自由。

包阿姨只会用微信语音输入,所以她发的消息里总能读到亲切的口语感。

我们一楼有一位滕阿姨,在封控期间,每周都要和老伴一起去医院做血透。两人走路慢慢的、稳稳的。入群之后好几次,包阿姨都讲滕阿姨称为“邓老师”。终于有一次,滕阿姨发话了,“小包,我姓滕,不信邓呀。”住楼上的邻居道出了包阿姨输错字的缘由,包阿姨在群里接了一句:“谢谢大家的包涵。”

在此之前,两个人的对话是:

“小包辛苦。“

“邓老师不辛苦。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我们快解放了,上海加油,中国加油。”

“解放军耒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2号楼的天是艳阳的天。因为有这么多热心人,互帮互助众志成城。”

后来才知道她俩曾经一起学歌、学舞。包阿姨说:“等待疫情过后,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一天早晨,看到群里包阿姨通知我们不要下楼做核酸,待会医生会单独上门采样。楼栋里的邻居看到这个信息都变得紧张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楼栋内存在异常情况了,“谁阳了?”三楼、五楼、六楼的家庭分分自报:我们家昨天核酸都是阴性,不是我们家。

包阿姨在群内着急,说大家别报出来,别报出来。因为要遵守保密的原则,不会对外公布是几零几感染。

大家挡不住大家惶恐的心情,继续自发排查。而包阿姨看到信息一下子冒出来,也招架不住,她新发了一条消息说:“居民们,我本身就不会玩手机,刚才医生通知我叫12号楼不要下楼来。医生上门单采。”继而她伤心地说:“如对我有意见,明天开始换人。”

大家冷静了一会,滕阿姨说:“小包,你辛苦了,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对你有意见呢?”

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还躺在床上,不知道要不要起来。不知道为何,我心里一点也不担心楼栋有问题。前几天在小区的大群里一直和大家在做“信息透明”的工作,也最早在楼栋群内提醒大家,所以大家的心态还是警惕小心为主的。

过了几分钟,包阿姨激动地在群里发消息:“12楼的居民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张老师12点钟看错掉了,我们楼全部是阴性,等我的通知再下楼去做核酸,谢谢大家。”

“他向我赔礼道歉,这都不是主要的,工作中总有看错的。我们能够理解领导。”包阿姨继续补充。

许多人开始发谢谢。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继续躺在床上,旁观着但全程都没有参与其中。包阿姨说:“工作干得多,错误也多,漏洞也多。现在是信息时代。实在对不起。”

我翻个身。我们在这场荒谬的行动当中,不断劳作、不断接受错误、不断掉入漏洞。的确应该有人对我们在上海经历的封控生活说“对不起”,但不是身边那些辛苦的、自己也吃不上水果、饼干的人。是谁?

违规散步

封控第三十三天,小区的傍晚明显变得喧嚣起来。

前几日在楼下听到有人放《Hotel California》,之后一天听到陈奕迅,再后面一天听见咿咿呀呀的京剧声。不知道具体从哪个窗口飘出的音乐声就像蒸锅的热气一样,腾腾地往外冒,形成苦闷的大合唱。

还没有听到有人高声播放《国际歌》。是,并非没有人播放,只是我没听到而已。每个人在家里播放音乐,能传到多远、有几只耳朵听见,都不确定。有时候你忽然就听见了秘密。住在小区最里面的邻居在群里抱怨说自己家在晚上总能听见楼下有人打电话,充满私密的言语,及时他们关上窗户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候,我就会把小区想象成一个构造复杂的传声筒,将声音放大。我这一个月里常常听到不知道从哪出来的哭声,还听到对面楼朝着门口因为拿快递而聚集的人群一声怒吼:“你们再不回去要报警了。”以及,旁边本该无人的小学校园里,总有一个人在球场一下、一下、一下地拍球。

晚上同住一个小区的朋友 V 问我巡逻队几点结束,要不要一起在小区里散散步。

她自己一个人住,相当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和真实的人说过话了。我说,好啊。

散步在此时此地是不被允许的。一批由小区志愿者组建起来的巡逻队,会拿着喇叭让在外面不戴口罩聊天的老人们都回到家里去。有的时候我们困在家中,还可以看到小区群内有从不知道哪个窗口拍摄的楼下的照片,“这群人聚在这里在聊什么?好久了。”诸如此类的话。

进入五月之后,大家的心态似乎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在一个阳光极好的午后,我坐在窗边,有一切都将要“快了”的感觉。

而后来仔细回想,我认为什么快了呢?快结束了吗?并没有,5月3日,后一天是青年节,再往后一天是立夏。结束会是几号呢,我不知道。也许是一种是快“无所谓”了,对结果如何毫不在乎。譬如如果此刻就让我离开小区的封锁,走上街去,外面一片荒芜,我又能去哪呢。还有一种快“完”了的感觉,推行至此,无法回头,即使再放开又怎么样,一种对生活的幻想彻底快要完结了。这么一下,这种“快了”的感觉竟然反而是一种缓慢的心理状态,在几近停止的时间里可以将空气中飞舞的细小微尘看得一清二楚。它们飘浮,像海中的水母。

我们在楼下相见,走到小区门口,又往最里面走。中间路过四个垃圾站,地上的玻璃瓶满得扑出来,多是酒瓶。V 踮起脚摸了摸树叶,在夜色里,感慨这是久违的触感。

路上偶有一两个人穿着工作制服的人经过。但很奇怪,那时,即使周围没人,我仍然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恐惧,正按住我的嗓子,我无法用正常的音量说话。

这里为什么这么安静?以及,会不会有被关着的人正在看着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小区群里看到太多偷拍的图片,斥责人们聚集、遛狗、散步,拍摄者就站在此刻每一扇我能看见的窗户后面。此时的无声就是一种集体暴力。如果不能感受到这种恐怖的人也便罢了,而我的怯懦让我选择走出门却被这种恐怖擒牢,在一片安静中像深秋的蝉一样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这趟散步并不愉快。我回到家,一直在想,我该怎么变得放松,不然那种恐惧很容易在日后的每一天都追上我。

过了两天,我又下楼去扔垃圾。虽然小区仍是管控区,按理说必须“足不出户”,可是以我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来说,绝对没有那么多志愿者能够满足两千多户人的小区的垃圾、快递都被点对点送到门口。在黑不隆咚的走道里,我认出一个身影,喊了 V 的名字。她一惊,说这也能认出来?我说,主要是通过那种闲逛的身姿判断的。

我们又一起走了一段,违规散步,去到我没有去过的小区角落。后来来到最后一排,小区的后门,上面系着一把黄色的铁锁。V 之前经常去附近的岩馆攀岩。她说要翻过这扇门很容易,说着便轻松攀了上去。铁门脆弱地摇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我看着她的背影,相信“自由”就在她的下一步。我们的眼前是一条没有阻碍的通道,它连接着外面的马路。

这时,只听见隔壁楼栋不知哪一户传出一声喝令,“干什么?”

V 跳了下来。我们回去了,彼此笑了一下对方,说待会我俩的照片可能就出现在小区群里了。不过此时,我的心情已经变得轻松了许多。

轻松来自于与现实的“解离”。譬如,翻墙,听起来就像是校园小说里才有的情节,还是不太高明的那种。而一个三十多天都将“散步”列为违规行为的城市,令人感觉很难想象它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我在说的也许都只是脑中的想象,一切都未发生。人们可以轻松地出门,此刻就去散步。

封控时期的小区微信群

封控第五天,我在这个两千多人的上海老小区里建了一个群。我是群主。

但随着团购方式的变化,志愿者的加入或退出,居委会的隐身,这个群似乎在自救的同时陷入了混乱。当上海的各种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常感到愤怒、疲惫,甚至怀疑建群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什么是“谣言”?什么是“间谍”?什么又是“胜利”?

谁来判定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1、建一个群

4月5日,浦西实行封控政策第五日,我和同住在一个小区的朋友V发了一条微信:“我们建群吧。”

封控的前一天,我的室友在超市购买排骨、猪蹄,结账的时候她又往购物车里加进两板鸡蛋,一共三十个。我和她说:“就在家四天,不用买这么多。”后来的情况说明当时多亏了她,我们才不至于挨饿。

到第五日,我们家的冰箱也逐渐空了。我居住的街道一共设立了十七个居委会,管理约莫 179 个小区。我在一个以街道命名的五百人微信群里问过两遍,发现许多小区都已经各自有群了,而我们小区无人响应。

这天上午,V说她很害怕。因为她接到电话,说前一天的核酸结果“混检异常”。我们之前的检查都是混管,十人一组。

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家四天之后会收到这样的信息。她担心地说,难道是我们封控前一天在小区门口被传染到了?当时周边的菜价已经涨了三倍,所有人都在囤货。V继而又怀疑,是不是当天她戴的口罩质量不好?又或者是回家之后没有洗干净手?“可是奥密克戎的潜伏期不是很短的吗?为什么今天查出异常?”

她独居在家,哭了一场。问:“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收拾行李,准备去方舱了?”

我安慰她说,身边也有其他朋友收到了这个通知,不用担心。她同时很自责,如果自己感染了,会影响我成为密接。我当然也在脑海里快速地考虑了这个可能。我也想过,是不是在31号就不该和V见面?因为和我同住的还有一位室友,而且养了猫咪。因为自己而连累其他人的生活,会有一种负罪感,或者说耻感。

我是在之后才意识到,这种情绪并不应该由我们来承受。

说实话,我的心态就是从4月5日开始变化的。所有人都配合着静默了四天,现在继续进入漫长的等待。我们这时候才开始想要去联合身边的人。

我打电话给居委会,询问小区是不是有居民群?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反问我:“你要加入居民群做什么?”

我说之后团购食物方便,我看到上海发布已经提供了团购信息,但是都有起订量。

居委会说:“今天下午不是问过每一栋楼要不要买菜吗?”

的确,下午楼长给我们看了一个订购清单,有三种不同的套餐,其中六十块钱可以买到七斤蔬菜,类型就在纸上列的十五个蔬菜品种里,但居民自己不可以选择,是一个“盲盒”。这个套餐名字叫“新鲜蔬菜15发7”,我朋友说这有点像彩票的形式。

后来,当小区内阳性确诊的楼栋开始增多,从3到27、23、19、13,新出现的号码像是博彩直播中从机器中掉落出来的写着数字的小球。但是我不认为被困在一个个房子内的我们是那个赌博的人。

晚上八点,我们建群之后的一个小时,V查到了自己当天核酸的结果,阴性。她松了一口气,但也意识到,这似乎只是一种“概率”。

2、建群是为了自救

我们生活的小区在上海浦西,一共有36幢楼,住着大约两千多人。前四天“足不出户”的居家隔离结束之后,我们在没有收到任何官方通知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无限期”的全域静态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解锁这场封锁。

我所居住的这个街道,有一个“街坊群”,群里的人都住在附近,也许是不同的小区。我曾以为这是距离自己生活最近的微信群。

三月初,上海开始实行小区封控的政策,规定的风控天数不一样。我们小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相安无事,当时甚至有一些侥幸的心态,直到有一天晚上,有人在街坊群里发了一张我们小区门口的照片,说被封了。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在群里认识了V,她说自己也住在这个小区。

封控之后,我在叮咚、盒马、美团上从没抢到过菜。而那个时候团购已经兴起了,同一个小区的订单量有时候会要求到一百单以上才会发货。越早建群,越早有人能在小区组织这件事情。

我把室友拉进来,和V,三个人建了一个群。我甚至在想,如果最后根本没有其他人加入,我们挂着“互助群”的名头是不是有点滑稽?

随后,我把群二维码发进了“街坊群”。有一个街道的工作人员扫码进来,她看到这里人很少,热心地帮我们找些人来。也许她是发到了志愿者群,而志愿者又传播到自己的楼栋群里。很快,更多居民进来了:有荷花头像的、有昵称带着国旗的、有名字单纯就是一个emoji符号的。

这印证了我的想法。在我们建群之前,小区里分散着不同的小群。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我和V,始终没有找到进入其中任何一个群的渠道。

但忽然之间,我发起的这个群成为了小区里的“大群”。

3、团购第一单

建立小区的微信群之后,没有打招呼的时间,人们渴求地在群里问,“有团购鸡蛋的吗?”“可以买水果吗?”“牛奶有吗?”

大家都感受到紧迫性和短缺性。

第一个站出来要当团长的人,开始往群里扔小程序,说大家可以下单,由她来做最后的统计。她十分熟练地发出带有表情符号的参团信息,似乎对这套流程驾轻就熟。

在最早的群公告里,我写着:“这个群是小区居民自己组织的,为了方便生活在同一小区的邻居们在封控期间进行生活互助。欢迎分享有用的便民信息入群。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需要邻里帮助,也欢迎提出。希望我们都可以健康、平安、顺利地度过这个阶段。”

因此,当我看到团购立刻浩浩荡荡地形成一种采购物资的龙卷风时,心中警铃大作,脑海里已经开始脑补出一个人在群里收完大家的钱然后退群、消失的剧情。我立刻在群公告里补充:团购由小区居民自行发起,大家请谨慎鉴别团购信息。

我也要求团长表明自己的身份,告诉大家自己的楼号和联系方式。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因为将心比心,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一大群陌生人,的确是不安的状态。那位女性很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信息,也解释了她自己之前就是在做团购相关的工作,所以比较有经验。

群内很多人也的确缺物资,于是这样的团购便继续接龙了下去。那时群内两百多个人,大家要凑足三十个人买鸡蛋,最后还缺一两个名额的时候,一个邻居在群内告诉大家:“不要觉得家里有就OK,要有危机感,你有存货才有安全感。少则4月11日解封,多则封到迪士尼乐园开放。大家点起来,所剩无几啦。”

随后她又感叹,吆喝邻居买鸡蛋比工作还费劲。不过并没有花多长时间,我们小区的第一个“鸡蛋团”成功成团。

4、有志愿者退群,居委会呢?

但是很快,群内的团购就出现了混乱的迹象。居民不同的需求都在同一个群内接龙,消息杂乱,中间还夹着对小区目前到底有几幢“阳性楼栋”的讨论。

有一个志愿者退群了,她说看不了群内有人说小区已经“一片阳”了。在她看来,这是煽动大家囤货的一种表达策略。

对团购来说,志愿者很重要。因为无论谁是团长,最后的一百米配送都要由志愿者完成。事实上按照上海的政策,从4月1日开始,所有需要出门的事情都由志愿者代劳。比如扔垃圾,比如遛狗。

谁在做志愿者?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我听到前面一个居民和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聊天,问她这个工作有没有补贴?她摇头否认。

街道曾经发布过招聘志愿者的信息,鼓励党员先行,也欢迎热心居民报名。申请当志愿者有两个条件:

一是年龄在18周岁至60周岁之间;

二是已接种2剂及以上新冠疫苗,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阴性。

但志愿者也都累坏了。在我们小区,志愿者的服务时间也被无端延长。而且他们也有家人需要照顾。在没有一个统一团购方案的情况下,志愿者不可能为居民的每一单团购都去跑腿。

于是各种团购的方式都出现了:

一个志愿者提出,小区内的采购就应该由居委会牵头,他们只帮忙配送居委会的物资。一来是看到有快递员感染的信息,担心采购来的物资不安全,二来这样也好协调最后一百米的配送。

另一位志愿者自发做了团长,第一天就帮小区居民团购了牛奶。他的方式是让每一栋的志愿者报数据给他,然后他和志愿者联系,汇总统计,最后团了七百多盒鲜奶。这种团购方式是我们这种老公房小区的理想模式,订购信息能覆盖最多人。但事实也证明,即使如此,还是会有疏漏。大群里有人说自己没得到志愿者的通知。可能是楼栋志愿者的年纪比较大,也会错漏掉微信信息,或者接到的通知太多,实在没精力每件事都一户户问过去。

即便如此,依然有各种零散的居民自发团购在群内接龙。考虑到这些情况,互助群的群公告更新了一版:

“封闭期间有不少小区出现‘突阳’的情况,我们小区也是。这可能和外部物资和核酸检测有关。倡导大家注意以下事项:1. 核酸检测时,志愿者敲门后再下楼。志愿者会分楼栋有次序喊人,不要听到动静就下楼,造成聚集;2. 核酸检测时严格遵守 1-2m 距离排队;3. 非必要不团购,团购尽量跟志愿者和居委会的团购;4. 团购物品严格消毒后再使用。”

在过去七天里,长宁区只发了一次免费物资,如果一家有三口人,两天就吃完了,而大家都不知道后面还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即使公告这么说,但是群内的团购依然火热。

周边尚能营业的商户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讯息,也加入了小区群,有人的微信名就叫做“卖菜的”。

V作为管理员,和我一起关注着大群里的动态。她这几天住在没有消杀和转运的封控楼,每天都得知自己周围有新的住户被感染,紧张不安。她去和居委会沟通了现状,过了一会儿,她说终于了解到居委的难处了:居委会的人力都在安排核酸检测上,没精力组织大家团购必需品。她问我要不然我们帮忙做线上志愿者,可以为居委会筛选外部团购货源、负责登记和整理居民团购信息,最后由志愿者完成配送?我答应了。似乎这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最有效的选择。而且我们也可以组织更多年轻人来一起出力。

但没过多久,V告诉我,她失败了。

她在有居委工作人员的群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分成了四条,如果居委需要协助帮忙,我们也可以作为线上志愿者参与。但有一个志愿者跳出来明确反对,说他只为居委会和街道提供服务,认为我们的提议是在搞垄断——他说如果我们想发起团购,应该让我们回到大群里去,去和其他团长竞争。

“知足吧!我们居委做得已经很好了,给大家找菜找米!这个时间不饿着就行吧。”一个男人说。

现在,我们被扣上了一个帽子。但实际上我们楼当时也没被问到是否要采购米,如果有人真的缺米了,只依赖单一的渠道真的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吗?如果相信他的话,是不是就会犯和当时我们相信4月5日凌晨3点会解封一样的错误呢?

这个讨论没有再继续。第二天,V被人从那个小群里踢了出去。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开始怀疑,建这个群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5、乱了

封控后的第九天,群里一个居民说,我们小区的人打算效法一则短视频里的内容,团购一头活猪。大家都把这事当作调侃,想着人不会真的这么疯狂。

这时群里发布了一条求助信息,说小区里有一个外国人,不知道怎么买东西,想找懂英文的人帮忙。政府发第一轮免费物资的时候,除了蔬菜和鸡肉,还有带鱼。据说外国人当时没有收下,因为他相信四天之后就可以上街买东西了。但后来他只好向志愿者求助。

人们在群里讨论说,这个外国人的昵称后面有一面旗子,问是哪个国家的?

一个人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没吃的就吃掉那个外国人吧。”

看到这条信息我愕然,立刻回复了一句,“不要开这种玩笑。”而说话的人似乎还意识不到严重性,即使看到有人补充说这个外国人此刻就在这个群里,他还继续说了一句:“他应该看不懂中文。”

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原来离谱的事情不是只发生在网上,也许哪个小区都有人会“吃人”。

而且,相信是外来物资造成小区内新增感染增加的人越来越多。群里的日常变成有人不断提团购需求,又有人不断出来喝止。如果真是如此,是不是解散了这个群来得更好?

又有一个志愿者因为看到群里有人发起手抓饼团购而退群了,生气地说:“现在怎么连手抓饼都开始团了?”

在“非必要不团购”中,什么是“必要”?人们也说不准。这和之前居家健康监测中规定的“非必要”不出门的规定一样,不过当时控制的是人们的腿,现在控制的是人们的胃。

而这个团购的发起者则认为,她联系的手抓饼资源有资质、有运输通行证,在这么多店家都停止营业的情况下,既然它可以被团购,为什么不让大家买呢?

在大量的小区群聊消息中,我感到疲倦。虽然我很少参与发言,但人们对于生活的不安日日漫溢在屏幕上。

有一个年轻人加入互助群之后,问大家有没有速食的团购?他是小区的租户,家里没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平时也只吃速食。没想到封控时间这么长,在入群之前,他已经断粮两天了。

很多人在这个时期敏感地关注到老年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可能忽视了那些有可能饿死的年轻人。在统一的物资发放中,人的需求也成了一种“一体化”的存在,仿佛每个人依靠一样的生存材料就能活下去。真的如此吗?

封控到现在,人们需要团购已经是一个摆在明面上的事实。许多媒体开始报道“上海团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帮小区团购五六千只鸡蛋或者一个团长做出的电子表格多么细致的积极宣传。

作为小区群主,我自愧比不上可以为居民带来真正物资的“团长”,也比不上在组织核酸和发放物资时献力的“志愿者们”。但为什么我们仍然看到这么多短缺和混乱的情况?

各个层面的信息沟通似乎都有阻碍。有邻居偷偷告诉我,这个群里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但是她从未表明自己的身份来组织行动。

后来小区里的一个邻居给了那个饿了两天的年轻人五包泡面,装在塑料袋里放在门口,又有另一个邻居往里面加了两颗苹果,让年轻人无接触地拿走。

群里进行互换的物资还有许多,比如香烟、咖啡、纸巾还有药物,像一个内部运转的黑市。一个邻居把一包中华烟放在楼道口,拍了张照,让另一个人拿走。

很多时候,我不想成为一个带领者,只是想做那个看到有扇门被关起来了,有人出不去,我去偷偷打开它的人。

后来我终于收到了建群之后自己通过团购得来的第一单鲜奶,也是我在封控八天后买到的唯一东西,当我在家喝到新鲜牛奶的味道,想到它是如此来之不易,当下竟然觉得想哭。这也太荒谬了。

6、“谣言”?“间谍”?

从4月5号开始,小区里的23号楼出现异常,原本是一例,但是在五天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七户。

V和我说今天居委让他们楼内阴性的居民下去做核酸,但是大家都拒绝了。因为在每日都有新增异常的情况下,楼道内依然没有做过专业的消毒杀菌。而他们认为这也是在封楼的情况下,楼内的阳性仍然在增多的原因。

他们联系居委会,对方给的反馈是目前专业消杀只有在疾控中心将确诊与密接转运了之后才会安排人来做。但这里构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如果不做消杀,那其他居民感染的风险更大,确诊阳性的人数就会一天天增多。居委自己也很无奈,听说书记自己穿着白色防护服,用小喷雾在楼道内喷酒精。

V的隔壁就是一户确诊人家。因为害怕,她几天都没有开过窗户了。她陷入一种绝望的心情,觉得自己这几天就是在“排队”等待被感染,而什么都不能做。而与此同时,互助群里还有人在询问有没有要团购草莓。

晚上,她发了一条微博,讲了自己楼栋的情况。在两个小时内,她的微博被转发了上千次,很多人留言说自己小区里的感染和转运情况都是相似的。

小区内也有居民看到这个微博,并且转发到了互助群里,有其他楼栋的人看到之后疑惑地问:“这是造谣吗?”

我们开始在想是否有必要在群公告里更好地提醒大家目前小区内封控楼栋的安全。而同时,群内一连冒出的消息也会令我们担心如果公布这些消息,大家会不会陷入恐慌。这几天,我和V都经历过太多次想要做些什么又放弃的情绪过山车,以及有时候已经在努力做了些什么但又深深感到无力的沮丧当中。

但这样下去,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也许每天都是封闭十四天的第一天。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要把从群内已知的小区内部感染数量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只能靠居民自发地提供。小区平面图,是从去年手机相册中拍到一张当时小区决定加装电梯的“告居民书”里获取的。

我手绘了一张平面图,抱着是否和居委沟通一下的心态,先联系了唯一一位在互助群里告知过自己是街道工作人员的成员。

她给我的回复是:“我也在和书记建议。”

V没有等“建议”什么时候能被落实,她把我画的图发到小区里另一个“业主群”,有人开始讨论了,这事就继续往下进行了。有位邻居之前就制作了一张实时更新的表格,让大家互相告知异常楼栋的信息,另一个邻居将我的图表改成了电子版。我把这些信息放在群公告里。同样也想自救的邻居意识到到大群的“人多口杂”,像团购一样,也开始建立新的小群,“青年群”、“消杀群”、“后勤群”……各自由不同的人带领。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有人将图上显示有异常信息的楼栋上添加了一只“羊”的图标,我在群里问了句:可以不要用“羊”来称呼吗?

想起前几日在我们楼栋群里,年长的阿姨也在用“羊”来指代。她问:“羊都进羊圈了还是仍在家里蹲?”有人回复说在家之后,她答:“应该牵走。”

年轻居民附议:“符号化容易让人忘记对方也是人。”

最后我们只在有异常情况的楼栋上画圈提醒大家注意,同时还强调了信息透明,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健康安全,同时消除歧视排挤,互帮互助。

这些表格在群里公布之后,好几幢楼的居民开始变得警惕。

由于我们得到的信息也不一定准确,而且更新不能做到那么及时。比如这几天有确诊被运转了,某栋楼已经是解封的状态,但可能在图上还被画了圈。

消杀的问题同样反映到居委之后没有回应。

有个邻居在群内又在建了一个专门讨论消杀的小群,准备自发筹款从外部请来专业的消毒队。本来我们以为这是一件难事,但是居民联系了一下午,对比了三家公司,最后确定下一家,费用每栋只要三百。

我们每天都在为小区的情况担忧,也看到有其他区的新闻,说“志愿者接管了居委会”。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到底要做到多少?还要做到什么地步?都不清楚,也暂时看不到终点。

而另一方面,群内又开始有了新的风气,找“间谍”。

居民对于“清零”政策态度自然是分成两派的,而当观点开始争论起来的时候,有一方熟练地怀疑另一方是间谍。而这时候被攻击的一方亮出自己的身份,“我家里有老红军,论爱国没有人比我更爱国。”

群里有人接上:“那你们家可以反映下我们小区的情况吗?让我们早点解封吗?”图片

7、谁是健康的人?

4月13日,封控第十三天,上海八级大风。昨天大家收到的信息是要连续做三天核酸,但今天下了大雨,又通知取消了,大家在家自行做抗原检测。

大雨滂沱,落了一整天,小区阒然无声。而群内也变得格外宁静,大家好像意识到群内的争吵和讨论在雨声中都显得无力。我们被困在家里。晚上看到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一位官员去世的信息,但在微博上,只有“上海八级大风”的天气信息挂在热搜上。

这条新闻没有人转进我们小区的互助群里。

第二天一早,小区群里就开始争吵。居民不满上午做核酸时位置安排得太近,志愿者出来解释说因为早晨落雨,雨棚内的空间没有那么大。居民提出那可以背对背排列,距离也会拉得更远。后来问题又变成“你有本事你来做事,不要光说不做”的争吵上。而围观的居民出来解围:“我们在这里讨论有什么用呢?居委要是看到早就看到了。”

我是在这个时候留意到,原本唯一在群内以“居委”身份发过言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动退群了。

但是,我们讨论的一切似乎也只能推进在居委这个层面。

居民要配药?官方的说法是先找居委。居民要求楼栋做好消杀,官方也让大家去找居委。疫情之后建立的网格化管理,让上层更隐身了,普通居民现在只能把压力积累在居委或者政府“客服”部门。大家都在自己的网格里,愤怒也被阻隔在一个个权力极小的、无力处理事情的终端网格里。我们在家里发泄我们的愤怒。

下午,我们收到了一份“抗原大礼包”,里面有口罩二十个、抗原检测盒十个,还有一张“心意卡”,上面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能取得抗疫的胜利。”

什么是胜利?

傍晚时分,有居民开始闲聊觉得也许之后不想在上海待下去了。其他人又问,那你去哪里呢?

晚上23时13分,上海发布了推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孙春兰在沪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我捧着手机看着这条信息,准备入睡。是的,今天做了核酸,但是明天醒来要不要做核酸我不知道。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的生活逐渐悬置在一种被审判的状态,而我的确依赖着核酸的结果,以此确认自己今天还是一个“健康的人”。

文章首发于“先生制造”公众号,2022-04-18,原标题:《在两千多人的上海老小区,我建群自救》

编辑  谢丁

我反对

我反对

“硬隔离”。

在楼栋门口焊起绿色铁栅栏,

把人锁在里面,

不顾红色火舌夺去人的性命。

我反对

半夜在方舱内把老人、孩子强制转运,

临时通知,

没有理由。

折磨就是这个政策全部的意义。

我反对

把人称为羊,

用稀松平常的语气说“羊应该被牵走”。

但那些人是我们的邻居,

是我们的朋友,

也总有一天是我们自己。

我反对“小阳人”“阴人”“阳人”这些名称,

人就是人,拥有身而为人的权利,

没有不拥有权利的人,

没有第二种人。

我反对

用战争形容我们的生活。

如果非要这么说,那请先告诉我,

战争的对象是谁?

为什么这是一场战争?

谁把我们卷入战争?

人民的行动应是反战的行动。

我反对

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这一切,

因为我们并不必承受它们。

为葱理发

我下面说的都是极小的事,在此刻荒谬的现实里根本不值得一提。

  1. 为葱理发

上海封控前一天,我们家决定进行最后一次新鲜蔬菜采购。

那时候家附近的菜价已经高出平日几倍。鸡毛菜 13 元/斤,菜心 12 元/斤,番茄 9 元/斤。我们在家附近散了一万步,确定了最便宜的那一家店,但是晚上已经卖空了,只剩下极其可怜的几株花椰菜。我问了老板,他们清晨七点开门。第二天,我睡迟了,出门大概八点多,匆匆骑自行车去店里,发现昨夜不知道怎么了,店里没补全货,只剩下新鲜茼蒿菜。挑了两捆,结账 24 元。

茼蒿菜从塑料袋里露出叶子来,我戴着口罩,提着它,走在少人的新华路上。男人坐在川面店门口弹手碟,叮叮咚咚,空灵的声音从马路对面传来,又被车流打散气力,在我耳边变得零碎。

我和室友阿江说了前方失利的情况。她那天还要出门去上班,匆匆忙忙出发,和我发来线报,小区楼下原先卖水果的店铺有很多新鲜蔬菜,许多人在买,她挤进去买了生菜、杭白菜、鸡毛菜、菜心和一大捆葱。等我到了小区门口,她把菜往我手里递,把我骑来的共享单车夺了去,骑去地铁站了。一个上班族,“事了拂衣去”。

我回家整理,腾空、挪移,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自以为完成了一项功绩。坐在座位上看到有推送已经在教大家如何给食物保鲜,指导得格外细致。比如茼蒿、鸡毛菜这类比较脆弱的绿叶菜,需要洗干净后彻底擦干水分,用厨房纸巾包好,放入塑料袋,这样在冷藏室中能储存一周左右。

我转发给阿江,并且坦白“我都直接放进冰箱了。”她发来质疑:“那看攻略的意义是?”

当天晚上,我们思考蔬菜保鲜的时候,她首先说,最重要的是葱。没有葱,做不好任何菜。于是开始搜索水培养育葱的教程。找了一个直径五厘米、原先装干香菇的塑料桶作为容器,把葱放进去,放入没过根部,但不至于浸泡太多葱白的水。她郑重将其交给我,并嘱咐说:“你这几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葱养好。”

我心想,简单。

第二天我起床之后就给葱换水了,又去邀功,阿江说:”倒也不用那么勤快。”

阿江烹饪手艺极好,而且都做”大菜”,意思是那种上得了宴请宾客台面的那种菜。比如我之前写过的秋天时第一顿的肉蟹煲。我们小区三月底被隔离过 48 小时,后来解封了两日。为当时看来“只是”足不出户的四天,我们准备了不少物资。

那几天里,吃了黄酒炖软糯猪脚、玉米虾干红烧排骨煲、辣蒜蜂蜜翅根。收到第一轮免费物资里的带鱼当晚,就吃上了糖醋炸带鱼。

全仰仗她的厨艺。

比我自己平时自由职业在家,吃得好多了。

不过,第二天、第三天,就像我们看到的坏信息愈来愈多一样,在每天换水的情况下,我观察到葱的状态越来越不好。枯黄的痕迹变多,它无精打采。

四月四日,我看到医生自杀的信息,看到无人照顾的病人如何因为自己的痰堵在气管里而慢慢窒息离世,看到需要靠抢夺才能得到物资的方舱医院还有布查屠杀。

“这世界就有这么痛苦。”

而我们安居在家里吃饭。

有几餐我开始自己糊弄着吃,就餐从“美食模式”回归到“生存模式”,比如下点馄饨、炒点江西米粉和煮鱼丸蔬菜汤。葱在我的房间里,和其他植物相比,是一个病怏怏的人。

我和朋友们密切、频繁地聊天,关注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的信息,困惑、不解,在一段时间找不到语言描述自己的感受,然后紧接着是愤怒、悲伤、无力。又或者,在心底里,我认为遥远旁观着的自己不配也无法理解当事人所承受的苦痛。

我在房间里踱步。我们之前收到的土豆已经发芽了,每一颗。看到葱。我心想,它也许不只就这么烂下去一种命运。而它对我们而言,也是那么重要。在排骨煲揭开锅盖,热气往上飘飘而起的时候,剪进新鲜葱段,是在开动之前,赋予食物灵魂的最后一步,就像拔下猴毛之后要吹的那口气。那时候我已经感到第二天不会解封。而一旦这个曾经对在这里生活的2400万人许诺过的话语都被打破了,那后续能期待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没有新鲜的葱了,要保护它,要让它活着。

我重新将葱一根根洗干净,剥除了外部坏掉的一层,也把枯萎的葱叶都剪断,放入水中。

第二天,情况似乎变得好。剩下一半的葱看起来比之前更精神了。再往后一天,葱们似乎变得更高了。我继续照顾着它们。每天会在水池边,用剪刀把枯黄的部分剪去。那感觉怎么说,有点像是给葱理头发。我照顾它们的方式,剪短、打薄,然后再针对每一根做细节的修剪。

我们的冰箱渐渐空了,在盘点还有什么存货的时候,发现冷冻柜里还有一包鸡腿肉。阿江用家里的空气炸锅做了一盘辣子鸡,上面撒着白芝麻和葱粒。那天晚上还有蜜汁胡萝卜和清炒杭白菜。灯光照在餐桌上,就像曾经挥霍过的那些相似的夜晚。

如果只看餐桌,谁知道我们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吃这顿饭呢?我此刻吃饱,不代表这里没有人挨饿;我此刻跪地流泪,不代表苦难不在身边发生。而很多人都在尽力保持着自己生活中微小处的“不变”,那些“不必需”的,来度过这“变化”剧烈的大时代。

之后几天,我都记得为葱理发,它们的长势倒是真的变好了。今天是四月九日。我们还在家中,无法自由地购买生活物资,别说葱了,也没有其他。从未想到会在2022年的上海发生的“计划经济”正在以一种钢铁般地意志至上而下实行。

而在封闭管理四天之后,5号新增 16766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号新增 19660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日新增 20398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我们不知道四月是否可以走出小区。

2. 偷偷开门的人

还没写完。

被三文鱼打倒之夜

阿江被打倒了。晚上十点,穿着卫衣,躺在床上。

打倒她的三文鱼料理,还摆在厨房台面上,用无印良品的玻璃宽口碗装着,柠檬、洋葱、蒜蓉,冰鲜三文鱼肉。其中一块被筷子撕成两半,还剩下一半留在里面。

下午我在微信上收到她的信息,“帮我把三文鱼拿一半出来解冻吧”。一小时后,她下班了,又发了一条来,“解冻了吗”。我说:“拿出来了。”

等她到家的时候,我还在做一个电话采访。对方是一位摄影师,有着柔软与破碎的特质。他说自己时不时会想起童年里的一幕,他独自一人,在空旷的外面,不知为何忽然开始流鼻血,红色液体带着一股腥气涌出体外。一位男士走过来,帮他止住了鼻血。那是他曾经感觉到“柔软”的一刻:陌生人会关心自己,伤痛与流血可以被止住。 

在他的照片里,尽管这次出于商业拍摄的目的,但画面里仍然有很多他个人风格元素的应用。仙人掌的刺全都被拔下之后朝向多汁的内部、红色的长指甲嵌入尖钉、一棵树丛破沙发内生长出来……他说柔软的对立面不是尖锐或脆弱,而是支离破碎。只是柔软与破碎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体内。如果是看到破碎,也许很难应对这个世界;如若只看到美好,张开双臂拥抱,可能会抱住一丛荆棘。“要知道自己用什么状态去面对,才不会让自己破损。”他曾经做过很多与爱有关的摄影创作,但他认为那些都“与爱无关”,“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停顿了几秒。在上一个问题,他说我还活着就是一种柔软的证明吧。而他的确是走过死亡的人。

结束采访之后,我去厨房看,阿江面前就摆着今晚的三文鱼料理,而她正在看手机,似乎是在查菜谱。我们聊了会。这段时间上海疫情再次袭来,她工作的小组一共六个人,两个人下周被公司安排在家办公,三个人周末的时候被通知小区隔离,只有她一个人要去公司上班。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粒蒜,切碎,放进碗内,又尝了一口,说:“难吃!”

她看起来显得烦躁:“为什么会难吃啊。”

“难吃的三文鱼让我也尝尝。”我试了一小口,应该是冰鲜的缘故,可能鱼肉不够那么鲜美。

后来也没想,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等到我要洗澡的时候,去阳台收衣服,看到合衣躺在床上的阿江,诧异:“你睡了?”平时可不会睡得这么早。

“我没有。”阿江幽幽地说。

我说你该起床了。以前也有这样的时刻,她半夜要起来做其他的兼职工作,会先睡一会,让我叫醒她。而每次我叫了,但她自己又回笼睡过去,第二天还会找我“算账”:说好叫我起床的怎么不叫?我说我来叫过啦。她说,不算,叫我起床就是要把我叫到起床。

这是我们今年互相换了房间之后,第一次她穿着上班的衣服躺在自己的床上盖着被子。“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想着今天晚上回来要吃三文鱼,想着要买什么配料回来,还特意嘱咐你两遍要解冻,就是想着今晚回来吃着三文鱼,喝着白葡萄酒。现在什么都没了。”她说得极其认真。没有吃到满怀期待的晚饭,这对上班族而言,是一个毁灭夜晚的打击。

饿着肚子。她说:“我是不是要起来做个炸年糕?”

“对,起来。”

“不行,要是年糕也做得不好吃怎么办?我今晚没办法承受第二次失败。”她幽幽地说,然后开始用佟湘玉的口吻说,“当初我就不该来这里……来这里之后……”

小猫脚步轻盈地在房间的木地板上走过,这一个被三文鱼打倒之夜。

在奇读岛步行

1

在陌生的地方,我醒来,发现昨日穿的深蓝色衬衣褪成了锈红色。

我睡在草席榻榻米上,只有一床被褥,半垫半盖。衣服昨夜整齐地叠在脚边。双手拎着领口,又将衬衣前后翻了个面,我还是想不明白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用手掌揉了揉眼睛,再看那两件衣服,依旧是锈红色,均匀、沉着。我打开手机里搜索引擎的网页,想了解黑色如何会褪色为红。有人回答相关的问题,说是经历了太阳曝晒的缘故。昨天的场面粗略地闪过我的脑海,从上海乘坐三个半小时高铁,再打车来到这里,一路阳光浓烈,但我并没有在户外度过很长时间。我来奇读岛是为了参加一场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聊天。我又想,难道是开了一夜空调暖气的缘故吗?衣服正好放在正对着出风口的位置,干燥如同曝晒?

我不愿穿上这件衣服,可是没有其他选择。我曾有过一件相同锈红色的长袖,在某一年秋天曾穿着它去过北京,坐在看得见周围瓦片屋顶的阳台上喝咖啡,被同行的人拍下一张正视镜头的照片。那是一场愚蠢的旅行,如果现在可以选择,我不愿意再去一次。对了,就是那次,我还被骗走八百块钱,然后告诉自己金钱的损失事小。在把身体钻进锈红色的衬衫里时,那张北京照片的记忆像是一个已经从我的内在脱落的部分又被粗糙捏合在身体上。

可是昨天并没有任何烦心事,我在陌生的地方总是睡得很好。甚至就连那张榻榻米的草席表面太过光滑,枕头容易移动,使得我在迷糊的睡眠中醒来调整过一两次自己的睡姿,可以说昨天我睡得甚至比在前几天在自己的房间里更舒适,拥有一段没有做梦的轻松睡眠,并且在闹钟响起前十分钟自动醒来。

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房间内有一种朦胧的光晕。我确认自己已经醒来,在现实世界,却感觉自己更像在一个锈红色的梦里。

2

我的行李很少,只有一个书包,来过一个周末。拉上拉链之后,我把可以装三百毫升水的随行杯放进外套口袋,带上手机,轻声出门。为了不吵醒同房间睡在另一张床上的陌生旅伴。

民宿的一楼空无一人。一只名为“丁丁”的边牧看了我一眼,坐在地上摇着尾巴;名为“元宝”的橘猫则显得惊惧,在停顿片刻后,快速地逃走至房间里的另一处。我打开蓝色木门的插销,走到院子外面。我朝右边看,对照着手机显示的地图,打算朝岛屿边缘走去。

3

奇读岛,停在望州墨江上,距离入海口不到二十公里。在地图上看它,像一颗鸡心横着被木棍串在烧烤盘上。

岛的东边是整座城市最高端的别墅聚集区域。十年前,政府规划时要将这里打造成“别墅岛”。岛的西边有两栋三十层高的小区楼,还将要建第二期、第三期。小区业主希望岛上多发展餐饮业,方便他们点外卖。但别墅业主不乐意,因为他们每户人家都请了阿姨在家做饭。

今年岛上居民听闻新消息,政府计划下一阶段要将奇读岛打造成本市的“国际科技岛”。这一设想无论是东边的居民,还是西边的居民都不赞同。但好在什么是“国际”,什么是“科技”,岛民都只知皮毛,在餐桌上抱怨一轮之后,便搁在脑后了。等到下一轮饭局需要嘲讽一个不在场的人的时候再拿出来谈。人们总是因为这样而失去了愤怒,然后渐渐忘记敌人的名字。

4

我住在岛屿的西边。一晚上需要支付七十元房费,“这是淡季”,店主这么说。但在这座岛得到更多开发之前,一年四季都是淡季。我往北边走,走过当地人自己种的菜地旁边的水泥路。春天还未完全到来。八点钟的天光,像在沸水中打散的蛋清。

5

一辆红色桑塔纳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等我先走过去之后,再发车。我没一会儿就走到了正在修建的高架桥底下。在巨大的水泥柱之间,我先看见了“售票处”三个字,然后看见了“游泳池”。透过绿色的铁门,我辨认出走上游泳池的灰色台阶,和游泳池内壁的蓝色瓷砖。

我不知道泳池里有没有水。

我还不会熟练地游泳。不换气的情况下,能游几米?我的脑中开始出现不准确的量尺——我努力张开的手掌——笨拙在脑海里构建的歪斜、失真的泳池里一掌一掌比划。在得出答案的时候,又很快想明白自己的计算规则根本是错误的。大型施工的声音从某个地方传来。

朋友在前些日子问我想不想春天以后每周一起去游泳。我答应了。

当我继续朝环岛步道行走时,在车流底下游泳的画面浮现了出来。噪声会让水池在无人游动时也泛起微微的涟漪,我穿着黑色的连体泳衣准备下水,灰头土脸。

6

数字地图上,在看得见“胡公庙”的时候,看不到“太阴庙”。但实际上,“太阴庙”的建筑远远精致、宏大胜过前者。

“太阴宫主奉陈十四圣母娘娘香火。陈圣母本命陈靖姑,出生于唐末闽越福建古田县临水中村,幼时在庐山学武学法,艺成后仗剑行侠江湖,为民除害。嗣后被地方时人奉为女神,神灵显赫,护国佑民,有求必应,灵感万分。在明朝时降临本邑护方。

据据永嘉县志记载七都太阴宫,始建于清朝咸丰六年(即一八五六年),至一九二零年曾一度重建。解放后创办上沙小学。一九六九年宫宇迁址西侧建小殿暂安香火。一九八五年改革开放,宗教政策适应民心,本地信众及侨胞善男信女捐资,在原址上重行扩建太阴宫与观音阁,以砖木结构。至一九九四年七月被十七号强台风倒毁宫宇,一九九五年又蒙答方善信士女及各国侨胞大力支持,又新重建太阴宫及观音楼等处,并用钢混结构的宫殿楼阁.古朴宏伟,飞檐斗拱,画栋雕梁,美奂美仑。并经阳江县人民政府民宗局于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批准,现成奇读岛上及望州市各地善男信女进香朝拜宗教活动中心,又是本地老年人闲聊憩息的好场所,今为表彰重建太阴宫观音楼捐资者之美德,特刻碑铭志留芳功德无量,福泽绵长云。”

我读完门口大理石石碑上的介绍内容。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更多内容是镌刻捐款居民的名字以及善款。在一九九七年,当地的侨民遍及法国和美国。在法国的一户人捐了两万元。在美国的一户人捐了一百美金。当然还有在当地各县各村的居民捐了成百上万元不等的善款。名字都一视同仁地被镌刻在上面。末了,结尾还有资金平衡表:共收入 1555390.50 元,折黄金 25 斤 6 两、折大米 708 吨、折猪肉 111 吨、折美元 187400.00、折法郎 1110000.00,以及下面的原材料支出明细和管理费用支出明细均详细列在上面。

太阴宫的大殿里,点着电子蜡烛。端着碗在吃早饭的妇女见我站在门口,说:“进来需要出示望州防疫码”,又问:“口罩带了吗?”见我摇头,她在工作台取了一片医用一次性口罩给我。

我站得更近了,看红漆漆的电子蜡烛上头那不会跳动的奶黄色的烛光,里面应该是一粒指甲盖大小的灯泡。它显然消解了空间里应有的神秘。

7

太阴宫后面就是三十层高的小区。听当地的房产中介说,一期已经全部售出。远远可以看见有的阳台上已经开始晾晒白色的被单,像一面面白旗。

我在环岛跑道上看到两位骑着共享单车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相同的地方停车,那是一个还没装修好的地方,入口上方挂着楼盘的名字和“办公点”字样。人们一步步走上台阶,如同沿着猩红的舌苔而上,走进一条蟒蛇的腹内。而人们姿势优雅,神情冷静,手里拎着布袋包装的午餐盒。

跑马拉松的年轻人,五六个,结队经过我。我是被穿透的空气,向前飘去,没有目的地。

8

“我很喜欢我的家乡,可是这里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勇气离开现在的状态。”“我感到自己正在成为他们的喉舌。”“谁也不易,想象一下领导做决策肯定也很难,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这里究竟什么时候能改变?”

我想起昨天听到的言论,当地的年轻人分享各自的经历与苦恼。我有种说不出的模糊感觉,是一批批奇读岛上真挚又善良的灵魂,在为他们或许并不真正担心的事情忧虑,因为他们吐露出来所谓是烦恼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想要改变的事情。他们甚至用自己生活中的不幸共情掌权者。而外面的商人早就学会把“奸诈”包装成“勇气”,把“弱者”说成是他们战胜的敌人。正是因为他们从不进行正义的战斗,所以总是胜利的那方。

9

散步到哪了?我有点恍神了,路上看见个月亮雕塑,看见一座灯塔。都是装饰性的设置,可是我都拍了照,顺从的。微信收到消息,说是集合去市区吃早饭,九点。查了下路线,我此刻就该要折返了。环岛一圈的想法于是作罢。

回去的路上,我看见一扇废弃的门,上面用黄色胶带贴出“破门而出”四个字;我看见一个家政服务部的招牌,在服务内容里赫然写着“婚姻”,也许是漏了什么合法的信息没有说,我无法想象它的内容;我看见一家便利店起名为“真生活”,是的,真生活,我拍了照。

10

我在房间里穿上锈红色的衬衫走出门。白色的日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意识到衣服原来仍然是深蓝色。

是房间里的绿色窗帘使了把戏。

其实真实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变幻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