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今天过期

原本生活里过期的,是不用太过心疼的东西,像是收到的豆腐。

我们可以在一天内吃完其中的三盒。剩下一盒,听朋友建议,做成冻豆腐,放进冰箱下层。

后来过期的就不止这些了。

允许出门之后,人们走上街头,在来不及开张的店铺门前看到过期的告示,“停业四天,5号正常营业”。

少有的几张粉色告示,更为诚实,写着“自4月1日至解封之日”。它们现在还留在杂货店的后门木板上,忘记被人揭下了。

再接着,“过期人”也出现了。这个词可不是我发明的,人人都在用。新民晚报在6月2日发布“上海人核酸‘续命’尴尬”的内容。正常人在生活里为什么需要续命?时刻过期的人,才需要接连不停地续命。延长生命的方式是缩短自己做核酸的时间。

为了回去上班、为了进入线下场所或者为了在外面和朋友见面之后,依然能够回到自己的家里,人们需要保证自己时刻拥有 72 个小时内的核酸报告。72 小时,是一个微妙的数字,在你手机上显示的证明不能超过它,也不能小于它。如果出示“48小时以内”的核酸给检查人员,他们因为要看太多人的报告而容易犯花眼,会以“不符规定”为由拒绝你的要求。

即使是不用坐班的我,也要面对些许日常问题。不过不用担心,相比较起来,都是微小的事。

眼镜。断了一只腿。我的手工不足以用胶带将它好好缠回原状。也许可以通过已经恢复的快递网络下单一副新的镜架,可是要不要再去测一下最新的视力呢。

电脑。充电接口不灵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三月底就发现了。封控前最后一天打了电话给苹果客服,对方态度温柔地指导我三种在家检查的方法,但似乎都不起效果。他问我要不要五点钟去店里维修时,只有那个时间档在某一家门店有预约空位,我犹豫了一下,因为觉得太匆忙而放弃了。每次我插上电源的时候,显示的都是插座的图标,而非“充电中”的状态。但在合上电脑的状态中,电流会缓缓进入电脑的身体。于是我想也能这么将就用着,等到之后再预约。两个月时间里,也有因为晚上忘记充电,第二天要工作时电脑打不开的情况。那个时候我就会烦躁、后悔,自己怎么不及时去修好它。过一会,我又会原谅自己。把电脑合上。

牙齿。左颌的智齿在这两天似乎有所行动,至少我又再次感受到它的存在。去年五月在医院拔了两颗智齿,为此右脸颊像姆明一样肿了一个礼拜,等好了之后,因为不想忌口,拖延着不去处理左边还剩下的那颗智齿。我重新回想去年拔牙的医院,找到小程序发现排班表上都不可预约。我转而联系了一家复工的牙医诊所,可以帮我安排在下周的某一日,客服告诉我说来之前需要去医院做一份血常规报告,“来得及的。”

眼镜、电脑、牙齿,要在生活中处理这些事情不难。这些场合都需要48小时核酸,没关系,去附近找人们站成一排的队伍就好了。又或者,继续等待。一个人可以等两个月,就可以等更长时间。

连周围最小型的线下活动也要参与者提供72小时核酸。我说,那我可能参加不了。目前城市里施行的政策太不合理了。其他人以为我在抱怨排队长的问题——毕竟前几天半夜十二点在周围做核酸,都要等上至少半小时左右的队伍——安慰我说:核酸点在递增中,可能需要点时间适应。现在街区一共有八个点,会逐步增加到二十多个。幸运的人,这几天已经可以只等上十几分钟就做完核酸了。

又有人换一种方式安慰我:“已经回不了头了。”这个语气似乎比前面的人更清醒,同时还带有敢于一同撞南墙的勇气。但我是个绝对胆小的人,听到这样的话又害怕了。

我后来想,把这些理解为一个玩笑也许能自洽。但玩笑又不能开得过大,不能聚在一起开玩笑。我们就都是“过期人”吧。不抱怨,不气馁、好好生活,续上我们三天过期的生命,去修我的眼镜、电脑和拔掉最后一颗智齿。

我们一定能好好生活,然后彻底毁掉我们过去的生活。太好了。

柔弱的季节

正是柔弱的季节。

雨水那么多,悄悄静静地落。不下雨的日子,事物看起来也如罩着一层灰绿色的柔光。景物都被阻隔在一段距离里,有时候是窗,有时候是围栏。

植物茂密得惊人。飞蓬草从商场前面的石板台阶钻出来,还有石竹、欧报春、繁缕和蓼草。我通过证明野草存在的科普信息习得这些名字。楼下的夹竹桃也开花了。第一次注意到它的时候,看到低处开了两朵白色的花,怯生生。和邻居一起在楼下等待我们的东西时,听人说起这是原先一位住户栽种的,后来没想到长得如此挺拔,找园艺公司劈砍过一次,现在还有两层楼高。第二天我下楼再次路过它,发现白花开了一树,每朵花展开五片花瓣,瓣尖轻轻翘起,在风中颤颤巍巍的,如同一架架小型风车,行将旋转。远远地看,又像是朦朦胧夜色里小小小小白色的火。

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夹竹桃的前面是一株海桐花,海桐花的前面是一株枇杷树。在楼下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我会依次经过它们。终于得到机会在小区外面独自走的时候,我也看到多棵枇杷树。不知为何,它们比往年更为惹目,枝叶、果实伸出墙外,或者孤零零的一株树站在对面马路的庭院里。有的枇杷果子还青着,有的已经熟了。 

得了“出门证”走在路上的人,发现店铺都关着,只好在街道散步,或者往绿色的地方钻。以前我在公园总是先看到人,各式各样,看手机、跑步、打球、玩牌、暧昧地坐在一起,等等。我觉得人有意思。而现在我先看到绿色的植物,然后才注意到里面坐着、走着的人。人们在树下理发、在林中拍着手走路、在花丛前坐着和家人打电话。一切既平常又奇怪。 

这个季节,绣球花也都开了,粉的、紫的、蓝的。一只流浪狗安静地趴在花的边上。网上的信息这么介绍绣球花:如果把它养在光照充足的位置,绣球花的叶子很容易干枯发黄,如果养在过度遮阴的环境,它的枝叶容易徒长,变得非常脆弱。我喜欢它其中一个变种的名字,“无尽夏”,念出这三个字似乎就是一种许愿了。

人在这个季节也是柔弱的。又或许是我一人的无力感。愤怒消耗了力气,爱人也变得畏葸,只好直视自己的柔弱,在活着的生活里。无事的时候,躺在某处,思考遥不可及的大问题,偶尔流点眼泪,为了很多事情,却也不愿意说出具体的缘由。在家里读《论不服从》。夜晚下楼,遇上两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用黄色急救担架车推着一位老人往小区门口去。她的家人跟在后面,背包拉链没有拉好,失神地走着。我想起四天前看到楼栋里一位阿姨住进医院后在微信群里发的消息:“今天我人极难过,几乎要死了。”

柔弱的季节,没有解封。

我又怀疑柔弱像雨,并不分季节,仍会一次次降在生命里。

得到出门证的日子

得到出门证的日子是昨天。 

我们在上午做核酸时签收的它,一张彩色印刷纸卡,盖了街道的章,写着每家的房间号。

出门证的第一条规定:一户一人一天一次。我将其记作散步者的“双十一”。对比发放粮票油票的时代,现在出门的自由也可以定量发放,该说是种对精神文化日益提高的重视吧。 

卡片拿到手的时候,一天出门一次的那行小字已经被黑色水笔涂黑了。我们直接得到新的通知:五天内一户只能出门两次。 

出门证的第二条规定:如果要去商场,比如家乐福,需要另外携带一张“邀请卡”。

礼仪之邦,购买行为也都发生得客客气气,请上门来。和出门证不同,一幢楼只有两张邀请卡。我极怕麻烦,既不想多得这东西,也不想去了又排队。所以这条规定并不影响我。 

出门证的第三条规定:只可在每天早上九点至下午六点间使用。

为了最大化利用好时间,我决定第二天再出门。楼栋群里,有人叹气说外面什么都没有,出去了也不知道做什么,另一个人说出去散步也是好的。后者又补充道,不过店铺都关门了,外面也没吃的,出门最好带点干粮在身上。我开始想象自己第二天背着书包,带着饼干、面包,在外面走路的画面。

继而她又说,上厕所也是问题。我把想象中自己书包里的水杯取了出来。 

然后她说还有好多道路是封锁的,走到路口就走不过去了。马路中间不仅要用黄色的铁皮路障围挡起来,还要在上面铺满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哪怕单车与单车之间所存在的空隙,并不造成实质性的严格阻挡,但看到这幅画面的大多数人都可以理解——这是一种“加固”。单车像告示末尾的感叹号。

今天我出门了,四十八天以来第一次走出小区,在外面走了一下午。我走到了边界,像一个游戏里的人物,再去找了另一个地方,做点什么,然后眼前的地图就更新了。城市如同荒野。我在和朋友的群里开了一个直播,她们通过语音提醒我,放在口袋的手机镜头被衬衫领口遮挡了,有时“只看得到70%的视线”。

回到家的时候,本地媒体也在微信上做了一场对“外面”的直播,有一部分路线与我下午走过的重叠。主持人说现在的街景看起来已经和以往没有什么差别,另一个主持人说确实。我更觉得自己刚从游戏当中回到家了,单机版求生游戏。

得到出门证的第三天,我们收到通知要做核酸。

最近两次做核酸的流程进一步改动。每个人先在家里自测抗原,拿着阴性抗原盒子下楼才能得到允许做核酸测试。负责扫码的工作人员会指着地上的纸袋让你把抗原盒扔进去,以免有人带着前一日的抗原盒下楼。聪明。减少阳性人员下楼风险。居民请做好核酸之后再出门。

你不是要出门吗。现在不是可以出门了吗。出门了还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要在精神上团结一致。

我想起自己把抗原盒子往袋子里扔的瞬间——我曾经有一个和白色抗原盒大小差不多的卡牌钥匙扣,方方正正,上面原本有图案,但用久就磨得不见了,只剩下黑色的本体——我会恍惚自己在扔那个钥匙牌。

晃神的时刻,就像,也许并非游戏中而是真实世界里的我,身体区域出现了一两秒钟的马赛克闪动,一会是眼睛,一会是手,那是输入数据坏了的提醒。

口罩的颜色

近来我总想起三月份的一件小事。

当时上海陆陆续续有小区因为发现有核酸阳性人员而被封锁2天、7天、14天不等。而我在的小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自由职业之后,很多时间我都在家办工。每天下午我会出门,四处走走,有时候去见朋友,有时候自己买一杯咖啡,有时候毫无目的地出门,散步,然后回家。

那时候家的附近如同一片平静的湖面。尽管周围有一些小区门口用共享单车绑着警戒线,有老居民站在铁门里朝外探望。而我还可以自由地走在小区一尺之外的马路上,以为一切都会依照先前“精准防控”的政策进行。

人们在网上说着“决赛圈”的笑话,仿佛我们真实生活的周围有看不见的毒气在逼近,不断“缩圈”,而我们就像游戏里的人物有的阵亡在中途,有的幸运地生活在最终进行决赛的地方,甚至还幻想自己也许会成为“冠军”——完全不受毒气影响地一直生活。在后来,我对使用诸如“毕业”、“大考”等学校化的比喻来形容人们受苦的生活感到极度厌恶,因而也更检讨与反思自己在三月份的时候没有明显抗拒“决赛”的形容,还把它当作轻微的玩笑用词。

有一天,我在家里看到周围一家花店的老板发了一条信息:“各位街坊邻居,花店最近客户都取消了企业周花,活动也改期。鲜花放在店里也会坏掉。所以街坊们如果有散步到我们店附近的,可以顺便进来领一束小花,我们免费送。居家隔离的日子有点花花草草,心情也会好一点吧。”

花店就在离家不到八百米的地方,我戴着口罩,骑了一辆路边的单车就过去了。路上的行人不多,店员把可以免费领取的花束用透明纸包装好放在门口了,我取了一束雪柳。花篮里还有牡丹、玫瑰、洋甘菊等。在街区做社区营造的团队里有年轻人很有行动力,直接联合花店一同发起了一个“送花骑手”的活动,招募居民作为骑手,为周围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和隔离中的邻居安全送花。我报名了第二天参加。

本地媒体也很快嗅到了正能量的气息。第二天上午我到花店里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店主和她的店员们已经忙了很久,捆扎花束、接受媒体采访。有两个男人一个拿着相机,一个拿着手机拍摄,,还有两个女人一个举着云台,另一个拿着话筒准备做直播。

其中一个男人看到我进来,和我打招呼:“你也是骑手吗?”

我说,是的。

他问:“你有没有别的颜色的口罩?”

我说,没有。谁出门会准备两个不同颜色的口罩?

他露出为难的脸色,站得离我远了一点,看见另一个和我戴着一样颜色口罩的参与者,也上前问了同样的问题。很显然,这个颜色的口罩不能出现在一家谨慎、“专业”的媒体镜头里。

我猜到答案,但那个答案我还没有听到有人亲口说过。我问他:“为什么戴这个颜色的口罩不能出现在镜头里?”

他说:“唉呀,是啊,不能拍到。这不是因为2019年……”

他往下说了缘由,用轻描淡写的那种人们提到审查时会带有的语气。那是一种潜意识里知道自己讲出来的事情并不一定正确,但仍期待听众可以理解这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不得已”执行的一部分,而后者在一次次讲述中腐蚀前者。如果话语是有风味的,这句话的前调是被限制的荒唐,中调是身份的无奈,尾调是悠长的冷漠。

换一个口罩是小事,可以问花店借,可以让晚到的朋友帮我多带一个,可我不愿意。所以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拍了骑手出发的视频;拍了鲜花的片段,纸包装上写着“魔都的浪漫”五个字。送花,是一件好事,是邻里间温情的行动,也是一家小店主动求生的策略。人们在社区里传播着当天活动的视频。没人会特意想到画面里口罩被刻意去除了一种颜色,不予展现。

这场活动结束后,我戴着口罩,回到家里。我居住的小区在三月底第一次全员抗原测试后,因为有异常,封闭了48小时。之后解封了两日,生活便进入了无声的四月、五月。

近来我总想起三月份的这件小事,继而想起出门刚开始要戴口罩的2020年,想起新闻记者口中的2019年……思绪往前飘浮,如同自身的幽灵,来到更远的日期。一座座日期。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来到现在的生活。

楼栋群

自从帮楼长阿姨建了我们楼栋的微信群,她都不再叫我“小万”,而叫我“602小妹妹”了。

封控前四天,我本来还打算去当志愿者。当时想法很天真,就是认为政策上明令所有人都严格“足不出户”的话,那么多养狗的人家如何遛狗呢?如果做志愿者岂不是又可以放风,还可以帮忙遛狗?但是因为申请当志愿者的条件我达不上,就想着不去添麻烦了。

不过后面几天我发现很难真的遵照足不出户原则。首先,我们四天里下楼做了两次核酸检测。其次,楼栋根本没有志愿者来帮忙收集垃圾。湿垃圾在走道里放几天就臭了。我前几日都是做核酸时带下去。

到第五天,漫长的封控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忍不住问了楼长扔垃圾是什么原则。

楼长是一位约莫六十岁的阿姨,脸圆圆的,有时候透过透明防护面具,还可以看到她的脸颊被口罩紧紧勒着,鼓出一坨肉来。她说话很急,是那种温和的着急,怕自己解释不清楚让对方产生误会了而努力讲得飞快。“啊,那个小万啊,你之前订的100元的菜没有了,那个套餐没有肉了,我自己作主给你改成60元的了。在想你要的话,我就还要退给你40元,如果你不要的话,就当我送给你们吃了,都没关系的啊。”她说自己姓“包”,让我喊她“包阿姨”。

包阿姨和我说:“扔垃圾啊,你等天黑了自己下去倒好了。”

其实后来我就在想,漏洞就是这样的。我们关在家里,看不见。要出去,就知道了那些破绽百出的规则。

前几日无论是通知核酸、发抗原还是订购蔬菜,都是包阿姨自己从一楼到七楼一家家敲门问过来的。我有一次提出可以帮她统计牛奶,也问她有什么需求可以帮忙。阿姨说没事的没事的。她把自己的手机凑到我的面前,和我说:“你帮我看看这个群聊的消息怎么清空?太多了,看着烦,我要删掉它。”

后来封控时间延长,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我主动去找到阿姨说帮她建一个楼栋微信群方便通知。包阿姨带我一户户敲门,让大家扫码入群。其实对于要加邻居微信这件事,我自己心里是充满抗拒的。在距离我们小区不到八百米的另一个住宅,去年发生了一起独居女性被害案,就在上海,而且手法特别惊悚。凶手据说是住在女性对面楼的男人。所以当撬开邻居门的时候,我的脑中没法不开始脑补:这里面有谁可能杀了我。这种“被害妄想症”的想法也有可能是受到之前日剧《轮到你了》的影响。

包阿姨在等人开门的时候,有时候会连带着给我介绍一下这家人的情况。我心想这样在剧情里我好歹也算是先掌握了部分信息。我也终于知道了这栋楼里还有哪几户房子是空着的。建了群之后,每天核酸包阿姨就在群里发一条微信,大家就都看到了。她之后向我说了好几次:“啊呀,你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建群也是因为考虑到同一栋楼的老人们会不会有团购的需求,但是不了解外面的讯息。我们在群里先是跟着小区一起团了牛奶,再团了鸡蛋。我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楼栋里的老年住户都不是独居的缘故,要么和伴侣,要么和孩子一起生活,再加上他们也许囤货习惯比较好,基础食物都不太缺,比如米、油等。

有一天我看到包阿姨在群里说了一句,“我好想买水果套餐哟。”那是封控第十日了。我家里的水果也早已经吃完了。

还有一天,包阿姨说:“好想吃零食哦。”那时候我们已经私下积累部分购物渠道,有另一个邻居问阿姨想吃什么零食。包阿姨就说,饼干,什么类型的饼干都可以。

与此同时,小区的五百人微信大群里已经针对团购是否合理争论了好几天了。有人担心从外面买进来的“物资”都会把风险带进小区,但管不住的,有人继续在大群里团购链接。我们这种两三千人居住的老小区没有领头者,同时居委也在其中彻底隐形。大家都围绕着什么是“必要”,什么是”非必要“而争论,都忘记了在其中自由到底是什么。极力配合的老年人,也会困恼,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重新过上吃水果和零食的自由。

包阿姨只会用微信语音输入,所以她发的消息里总能读到亲切的口语感。

我们一楼有一位滕阿姨,在封控期间,每周都要和老伴一起去医院做血透。两人走路慢慢的、稳稳的。入群之后好几次,包阿姨都讲滕阿姨称为“邓老师”。终于有一次,滕阿姨发话了,“小包,我姓滕,不信邓呀。”住楼上的邻居道出了包阿姨输错字的缘由,包阿姨在群里接了一句:“谢谢大家的包涵。”

在此之前,两个人的对话是:

“小包辛苦。“

“邓老师不辛苦。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我们快解放了,上海加油,中国加油。”

“解放军耒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2号楼的天是艳阳的天。因为有这么多热心人,互帮互助众志成城。”

后来才知道她俩曾经一起学歌、学舞。包阿姨说:“等待疫情过后,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一天早晨,看到群里包阿姨通知我们不要下楼做核酸,待会医生会单独上门采样。楼栋里的邻居看到这个信息都变得紧张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楼栋内存在异常情况了,“谁阳了?”三楼、五楼、六楼的家庭分分自报:我们家昨天核酸都是阴性,不是我们家。

包阿姨在群内着急,说大家别报出来,别报出来。因为要遵守保密的原则,不会对外公布是几零几感染。

大家挡不住大家惶恐的心情,继续自发排查。而包阿姨看到信息一下子冒出来,也招架不住,她新发了一条消息说:“居民们,我本身就不会玩手机,刚才医生通知我叫12号楼不要下楼来。医生上门单采。”继而她伤心地说:“如对我有意见,明天开始换人。”

大家冷静了一会,滕阿姨说:“小包,你辛苦了,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对你有意见呢?”

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还躺在床上,不知道要不要起来。不知道为何,我心里一点也不担心楼栋有问题。前几天在小区的大群里一直和大家在做“信息透明”的工作,也最早在楼栋群内提醒大家,所以大家的心态还是警惕小心为主的。

过了几分钟,包阿姨激动地在群里发消息:“12楼的居民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张老师12点钟看错掉了,我们楼全部是阴性,等我的通知再下楼去做核酸,谢谢大家。”

“他向我赔礼道歉,这都不是主要的,工作中总有看错的。我们能够理解领导。”包阿姨继续补充。

许多人开始发谢谢。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继续躺在床上,旁观着但全程都没有参与其中。包阿姨说:“工作干得多,错误也多,漏洞也多。现在是信息时代。实在对不起。”

我翻个身。我们在这场荒谬的行动当中,不断劳作、不断接受错误、不断掉入漏洞。的确应该有人对我们在上海经历的封控生活说“对不起”,但不是身边那些辛苦的、自己也吃不上水果、饼干的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