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栋群

自从帮楼长阿姨建了我们楼栋的微信群,她都不再叫我“小万”,而叫我“602小妹妹”了。

封控前四天,我本来还打算去当志愿者。当时想法很天真,就是认为政策上明令所有人都严格“足不出户”的话,那么多养狗的人家如何遛狗呢?如果做志愿者岂不是又可以放风,还可以帮忙遛狗?但是因为申请当志愿者的条件我达不上,就想着不去添麻烦了。

不过后面几天我发现很难真的遵照足不出户原则。首先,我们四天里下楼做了两次核酸检测。其次,楼栋根本没有志愿者来帮忙收集垃圾。湿垃圾在走道里放几天就臭了。我前几日都是做核酸时带下去。

到第五天,漫长的封控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忍不住问了楼长扔垃圾是什么原则。

楼长是一位约莫六十岁的阿姨,脸圆圆的,有时候透过透明防护面具,还可以看到她的脸颊被口罩紧紧勒着,鼓出一坨肉来。她说话很急,是那种温和的着急,怕自己解释不清楚让对方产生误会了而努力讲得飞快。“啊,那个小万啊,你之前订的100元的菜没有了,那个套餐没有肉了,我自己作主给你改成60元的了。在想你要的话,我就还要退给你40元,如果你不要的话,就当我送给你们吃了,都没关系的啊。”她说自己姓“包”,让我喊她“包阿姨”。

包阿姨和我说:“扔垃圾啊,你等天黑了自己下去倒好了。”

其实后来我就在想,漏洞就是这样的。我们关在家里,看不见。要出去,就知道了那些破绽百出的规则。

前几日无论是通知核酸、发抗原还是订购蔬菜,都是包阿姨自己从一楼到七楼一家家敲门问过来的。我有一次提出可以帮她统计牛奶,也问她有什么需求可以帮忙。阿姨说没事的没事的。她把自己的手机凑到我的面前,和我说:“你帮我看看这个群聊的消息怎么清空?太多了,看着烦,我要删掉它。”

后来封控时间延长,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我主动去找到阿姨说帮她建一个楼栋微信群方便通知。包阿姨带我一户户敲门,让大家扫码入群。其实对于要加邻居微信这件事,我自己心里是充满抗拒的。在距离我们小区不到八百米的另一个住宅,去年发生了一起独居女性被害案,就在上海,而且手法特别惊悚。凶手据说是住在女性对面楼的男人。所以当撬开邻居门的时候,我的脑中没法不开始脑补:这里面有谁可能杀了我。这种“被害妄想症”的想法也有可能是受到之前日剧《轮到你了》的影响。

包阿姨在等人开门的时候,有时候会连带着给我介绍一下这家人的情况。我心想这样在剧情里我好歹也算是先掌握了部分信息。我也终于知道了这栋楼里还有哪几户房子是空着的。建了群之后,每天核酸包阿姨就在群里发一条微信,大家就都看到了。她之后向我说了好几次:“啊呀,你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建群也是因为考虑到同一栋楼的老人们会不会有团购的需求,但是不了解外面的讯息。我们在群里先是跟着小区一起团了牛奶,再团了鸡蛋。我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楼栋里的老年住户都不是独居的缘故,要么和伴侣,要么和孩子一起生活,再加上他们也许囤货习惯比较好,基础食物都不太缺,比如米、油等。

有一天我看到包阿姨在群里说了一句,“我好想买水果套餐哟。”那是封控第十日了。我家里的水果也早已经吃完了。

还有一天,包阿姨说:“好想吃零食哦。”那时候我们已经私下积累部分购物渠道,有另一个邻居问阿姨想吃什么零食。包阿姨就说,饼干,什么类型的饼干都可以。

与此同时,小区的五百人微信大群里已经针对团购是否合理争论了好几天了。有人担心从外面买进来的“物资”都会把风险带进小区,但管不住的,有人继续在大群里团购链接。我们这种两三千人居住的老小区没有领头者,同时居委也在其中彻底隐形。大家都围绕着什么是“必要”,什么是”非必要“而争论,都忘记了在其中自由到底是什么。极力配合的老年人,也会困恼,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重新过上吃水果和零食的自由。

包阿姨只会用微信语音输入,所以她发的消息里总能读到亲切的口语感。

我们一楼有一位滕阿姨,在封控期间,每周都要和老伴一起去医院做血透。两人走路慢慢的、稳稳的。入群之后好几次,包阿姨都讲滕阿姨称为“邓老师”。终于有一次,滕阿姨发话了,“小包,我姓滕,不信邓呀。”住楼上的邻居道出了包阿姨输错字的缘由,包阿姨在群里接了一句:“谢谢大家的包涵。”

在此之前,两个人的对话是:

“小包辛苦。“

“邓老师不辛苦。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我们快解放了,上海加油,中国加油。”

“解放军耒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2号楼的天是艳阳的天。因为有这么多热心人,互帮互助众志成城。”

后来才知道她俩曾经一起学歌、学舞。包阿姨说:“等待疫情过后,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一天早晨,看到群里包阿姨通知我们不要下楼做核酸,待会医生会单独上门采样。楼栋里的邻居看到这个信息都变得紧张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楼栋内存在异常情况了,“谁阳了?”三楼、五楼、六楼的家庭分分自报:我们家昨天核酸都是阴性,不是我们家。

包阿姨在群内着急,说大家别报出来,别报出来。因为要遵守保密的原则,不会对外公布是几零几感染。

大家挡不住大家惶恐的心情,继续自发排查。而包阿姨看到信息一下子冒出来,也招架不住,她新发了一条消息说:“居民们,我本身就不会玩手机,刚才医生通知我叫12号楼不要下楼来。医生上门单采。”继而她伤心地说:“如对我有意见,明天开始换人。”

大家冷静了一会,滕阿姨说:“小包,你辛苦了,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对你有意见呢?”

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还躺在床上,不知道要不要起来。不知道为何,我心里一点也不担心楼栋有问题。前几天在小区的大群里一直和大家在做“信息透明”的工作,也最早在楼栋群内提醒大家,所以大家的心态还是警惕小心为主的。

过了几分钟,包阿姨激动地在群里发消息:“12楼的居民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张老师12点钟看错掉了,我们楼全部是阴性,等我的通知再下楼去做核酸,谢谢大家。”

“他向我赔礼道歉,这都不是主要的,工作中总有看错的。我们能够理解领导。”包阿姨继续补充。

许多人开始发谢谢。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继续躺在床上,旁观着但全程都没有参与其中。包阿姨说:“工作干得多,错误也多,漏洞也多。现在是信息时代。实在对不起。”

我翻个身。我们在这场荒谬的行动当中,不断劳作、不断接受错误、不断掉入漏洞。的确应该有人对我们在上海经历的封控生活说“对不起”,但不是身边那些辛苦的、自己也吃不上水果、饼干的人。是谁?

违规散步

封控第三十三天,小区的傍晚明显变得喧嚣起来。

前几日在楼下听到有人放《Hotel California》,之后一天听到陈奕迅,再后面一天听见咿咿呀呀的京剧声。不知道具体从哪个窗口飘出的音乐声就像蒸锅的热气一样,腾腾地往外冒,形成苦闷的大合唱。

还没有听到有人高声播放《国际歌》。是,并非没有人播放,只是我没听到而已。每个人在家里播放音乐,能传到多远、有几只耳朵听见,都不确定。有时候你忽然就听见了秘密。住在小区最里面的邻居在群里抱怨说自己家在晚上总能听见楼下有人打电话,充满私密的言语,及时他们关上窗户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候,我就会把小区想象成一个构造复杂的传声筒,将声音放大。我这一个月里常常听到不知道从哪出来的哭声,还听到对面楼朝着门口因为拿快递而聚集的人群一声怒吼:“你们再不回去要报警了。”以及,旁边本该无人的小学校园里,总有一个人在球场一下、一下、一下地拍球。

晚上同住一个小区的朋友 V 问我巡逻队几点结束,要不要一起在小区里散散步。

她自己一个人住,相当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和真实的人说过话了。我说,好啊。

散步在此时此地是不被允许的。一批由小区志愿者组建起来的巡逻队,会拿着喇叭让在外面不戴口罩聊天的老人们都回到家里去。有的时候我们困在家中,还可以看到小区群内有从不知道哪个窗口拍摄的楼下的照片,“这群人聚在这里在聊什么?好久了。”诸如此类的话。

进入五月之后,大家的心态似乎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在一个阳光极好的午后,我坐在窗边,有一切都将要“快了”的感觉。

而后来仔细回想,我认为什么快了呢?快结束了吗?并没有,5月3日,后一天是青年节,再往后一天是立夏。结束会是几号呢,我不知道。也许是一种是快“无所谓”了,对结果如何毫不在乎。譬如如果此刻就让我离开小区的封锁,走上街去,外面一片荒芜,我又能去哪呢。还有一种快“完”了的感觉,推行至此,无法回头,即使再放开又怎么样,一种对生活的幻想彻底快要完结了。这么一下,这种“快了”的感觉竟然反而是一种缓慢的心理状态,在几近停止的时间里可以将空气中飞舞的细小微尘看得一清二楚。它们飘浮,像海中的水母。

我们在楼下相见,走到小区门口,又往最里面走。中间路过四个垃圾站,地上的玻璃瓶满得扑出来,多是酒瓶。V 踮起脚摸了摸树叶,在夜色里,感慨这是久违的触感。

路上偶有一两个人穿着工作制服的人经过。但很奇怪,那时,即使周围没人,我仍然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恐惧,正按住我的嗓子,我无法用正常的音量说话。

这里为什么这么安静?以及,会不会有被关着的人正在看着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小区群里看到太多偷拍的图片,斥责人们聚集、遛狗、散步,拍摄者就站在此刻每一扇我能看见的窗户后面。此时的无声就是一种集体暴力。如果不能感受到这种恐怖的人也便罢了,而我的怯懦让我选择走出门却被这种恐怖擒牢,在一片安静中像深秋的蝉一样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这趟散步并不愉快。我回到家,一直在想,我该怎么变得放松,不然那种恐惧很容易在日后的每一天都追上我。

过了两天,我又下楼去扔垃圾。虽然小区仍是管控区,按理说必须“足不出户”,可是以我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来说,绝对没有那么多志愿者能够满足两千多户人的小区的垃圾、快递都被点对点送到门口。在黑不隆咚的走道里,我认出一个身影,喊了 V 的名字。她一惊,说这也能认出来?我说,主要是通过那种闲逛的身姿判断的。

我们又一起走了一段,违规散步,去到我没有去过的小区角落。后来来到最后一排,小区的后门,上面系着一把黄色的铁锁。V 之前经常去附近的岩馆攀岩。她说要翻过这扇门很容易,说着便轻松攀了上去。铁门脆弱地摇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我看着她的背影,相信“自由”就在她的下一步。我们的眼前是一条没有阻碍的通道,它连接着外面的马路。

这时,只听见隔壁楼栋不知哪一户传出一声喝令,“干什么?”

V 跳了下来。我们回去了,彼此笑了一下对方,说待会我俩的照片可能就出现在小区群里了。不过此时,我的心情已经变得轻松了许多。

轻松来自于与现实的“解离”。譬如,翻墙,听起来就像是校园小说里才有的情节,还是不太高明的那种。而一个三十多天都将“散步”列为违规行为的城市,令人感觉很难想象它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我在说的也许都只是脑中的想象,一切都未发生。人们可以轻松地出门,此刻就去散步。

为葱理发

我下面说的都是极小的事,在此刻荒谬的现实里根本不值得一提。

  1. 为葱理发

上海封控前一天,我们家决定进行最后一次新鲜蔬菜采购。

那时候家附近的菜价已经高出平日几倍。鸡毛菜 13 元/斤,菜心 12 元/斤,番茄 9 元/斤。我们在家附近散了一万步,确定了最便宜的那一家店,但是晚上已经卖空了,只剩下极其可怜的几株花椰菜。我问了老板,他们清晨七点开门。第二天,我睡迟了,出门大概八点多,匆匆骑自行车去店里,发现昨夜不知道怎么了,店里没补全货,只剩下新鲜茼蒿菜。挑了两捆,结账 24 元。

茼蒿菜从塑料袋里露出叶子来,我戴着口罩,提着它,走在少人的新华路上。男人坐在川面店门口弹手碟,叮叮咚咚,空灵的声音从马路对面传来,又被车流打散气力,在我耳边变得零碎。

我和室友阿江说了前方失利的情况。她那天还要出门去上班,匆匆忙忙出发,和我发来线报,小区楼下原先卖水果的店铺有很多新鲜蔬菜,许多人在买,她挤进去买了生菜、杭白菜、鸡毛菜、菜心和一大捆葱。等我到了小区门口,她把菜往我手里递,把我骑来的共享单车夺了去,骑去地铁站了。一个上班族,“事了拂衣去”。

我回家整理,腾空、挪移,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自以为完成了一项功绩。坐在座位上看到有推送已经在教大家如何给食物保鲜,指导得格外细致。比如茼蒿、鸡毛菜这类比较脆弱的绿叶菜,需要洗干净后彻底擦干水分,用厨房纸巾包好,放入塑料袋,这样在冷藏室中能储存一周左右。

我转发给阿江,并且坦白“我都直接放进冰箱了。”她发来质疑:“那看攻略的意义是?”

当天晚上,我们思考蔬菜保鲜的时候,她首先说,最重要的是葱。没有葱,做不好任何菜。于是开始搜索水培养育葱的教程。找了一个直径五厘米、原先装干香菇的塑料桶作为容器,把葱放进去,放入没过根部,但不至于浸泡太多葱白的水。她郑重将其交给我,并嘱咐说:“你这几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葱养好。”

我心想,简单。

第二天我起床之后就给葱换水了,又去邀功,阿江说:”倒也不用那么勤快。”

阿江烹饪手艺极好,而且都做”大菜”,意思是那种上得了宴请宾客台面的那种菜。比如我之前写过的秋天时第一顿的肉蟹煲。我们小区三月底被隔离过 48 小时,后来解封了两日。为当时看来“只是”足不出户的四天,我们准备了不少物资。

那几天里,吃了黄酒炖软糯猪脚、玉米虾干红烧排骨煲、辣蒜蜂蜜翅根。收到第一轮免费物资里的带鱼当晚,就吃上了糖醋炸带鱼。

全仰仗她的厨艺。

比我自己平时自由职业在家,吃得好多了。

不过,第二天、第三天,就像我们看到的坏信息愈来愈多一样,在每天换水的情况下,我观察到葱的状态越来越不好。枯黄的痕迹变多,它无精打采。

四月四日,我看到医生自杀的信息,看到无人照顾的病人如何因为自己的痰堵在气管里而慢慢窒息离世,看到需要靠抢夺才能得到物资的方舱医院还有布查屠杀。

“这世界就有这么痛苦。”

而我们安居在家里吃饭。

有几餐我开始自己糊弄着吃,就餐从“美食模式”回归到“生存模式”,比如下点馄饨、炒点江西米粉和煮鱼丸蔬菜汤。葱在我的房间里,和其他植物相比,是一个病怏怏的人。

我和朋友们密切、频繁地聊天,关注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的信息,困惑、不解,在一段时间找不到语言描述自己的感受,然后紧接着是愤怒、悲伤、无力。又或者,在心底里,我认为遥远旁观着的自己不配也无法理解当事人所承受的苦痛。

我在房间里踱步。我们之前收到的土豆已经发芽了,每一颗。看到葱。我心想,它也许不只就这么烂下去一种命运。而它对我们而言,也是那么重要。在排骨煲揭开锅盖,热气往上飘飘而起的时候,剪进新鲜葱段,是在开动之前,赋予食物灵魂的最后一步,就像拔下猴毛之后要吹的那口气。那时候我已经感到第二天不会解封。而一旦这个曾经对在这里生活的2400万人许诺过的话语都被打破了,那后续能期待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没有新鲜的葱了,要保护它,要让它活着。

我重新将葱一根根洗干净,剥除了外部坏掉的一层,也把枯萎的葱叶都剪断,放入水中。

第二天,情况似乎变得好。剩下一半的葱看起来比之前更精神了。再往后一天,葱们似乎变得更高了。我继续照顾着它们。每天会在水池边,用剪刀把枯黄的部分剪去。那感觉怎么说,有点像是给葱理头发。我照顾它们的方式,剪短、打薄,然后再针对每一根做细节的修剪。

我们的冰箱渐渐空了,在盘点还有什么存货的时候,发现冷冻柜里还有一包鸡腿肉。阿江用家里的空气炸锅做了一盘辣子鸡,上面撒着白芝麻和葱粒。那天晚上还有蜜汁胡萝卜和清炒杭白菜。灯光照在餐桌上,就像曾经挥霍过的那些相似的夜晚。

如果只看餐桌,谁知道我们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吃这顿饭呢?我此刻吃饱,不代表这里没有人挨饿;我此刻跪地流泪,不代表苦难不在身边发生。而很多人都在尽力保持着自己生活中微小处的“不变”,那些“不必需”的,来度过这“变化”剧烈的大时代。

之后几天,我都记得为葱理发,它们的长势倒是真的变好了。今天是四月九日。我们还在家中,无法自由地购买生活物资,别说葱了,也没有其他。从未想到会在2022年的上海发生的“计划经济”正在以一种钢铁般地意志至上而下实行。

而在封闭管理四天之后,5号新增 16766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号新增 19660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日新增 20398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我们不知道四月是否可以走出小区。

2. 偷偷开门的人

还没写完。

被三文鱼打倒之夜

阿江被打倒了。晚上十点,穿着卫衣,躺在床上。

打倒她的三文鱼料理,还摆在厨房台面上,用无印良品的玻璃宽口碗装着,柠檬、洋葱、蒜蓉,冰鲜三文鱼肉。其中一块被筷子撕成两半,还剩下一半留在里面。

下午我在微信上收到她的信息,“帮我把三文鱼拿一半出来解冻吧”。一小时后,她下班了,又发了一条来,“解冻了吗”。我说:“拿出来了。”

等她到家的时候,我还在做一个电话采访。对方是一位摄影师,有着柔软与破碎的特质。他说自己时不时会想起童年里的一幕,他独自一人,在空旷的外面,不知为何忽然开始流鼻血,红色液体带着一股腥气涌出体外。一位男士走过来,帮他止住了鼻血。那是他曾经感觉到“柔软”的一刻:陌生人会关心自己,伤痛与流血可以被止住。 

在他的照片里,尽管这次出于商业拍摄的目的,但画面里仍然有很多他个人风格元素的应用。仙人掌的刺全都被拔下之后朝向多汁的内部、红色的长指甲嵌入尖钉、一棵树丛破沙发内生长出来……他说柔软的对立面不是尖锐或脆弱,而是支离破碎。只是柔软与破碎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体内。如果是看到破碎,也许很难应对这个世界;如若只看到美好,张开双臂拥抱,可能会抱住一丛荆棘。“要知道自己用什么状态去面对,才不会让自己破损。”他曾经做过很多与爱有关的摄影创作,但他认为那些都“与爱无关”,“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停顿了几秒。在上一个问题,他说我还活着就是一种柔软的证明吧。而他的确是走过死亡的人。

结束采访之后,我去厨房看,阿江面前就摆着今晚的三文鱼料理,而她正在看手机,似乎是在查菜谱。我们聊了会。这段时间上海疫情再次袭来,她工作的小组一共六个人,两个人下周被公司安排在家办公,三个人周末的时候被通知小区隔离,只有她一个人要去公司上班。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粒蒜,切碎,放进碗内,又尝了一口,说:“难吃!”

她看起来显得烦躁:“为什么会难吃啊。”

“难吃的三文鱼让我也尝尝。”我试了一小口,应该是冰鲜的缘故,可能鱼肉不够那么鲜美。

后来也没想,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等到我要洗澡的时候,去阳台收衣服,看到合衣躺在床上的阿江,诧异:“你睡了?”平时可不会睡得这么早。

“我没有。”阿江幽幽地说。

我说你该起床了。以前也有这样的时刻,她半夜要起来做其他的兼职工作,会先睡一会,让我叫醒她。而每次我叫了,但她自己又回笼睡过去,第二天还会找我“算账”:说好叫我起床的怎么不叫?我说我来叫过啦。她说,不算,叫我起床就是要把我叫到起床。

这是我们今年互相换了房间之后,第一次她穿着上班的衣服躺在自己的床上盖着被子。“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想着今天晚上回来要吃三文鱼,想着要买什么配料回来,还特意嘱咐你两遍要解冻,就是想着今晚回来吃着三文鱼,喝着白葡萄酒。现在什么都没了。”她说得极其认真。没有吃到满怀期待的晚饭,这对上班族而言,是一个毁灭夜晚的打击。

饿着肚子。她说:“我是不是要起来做个炸年糕?”

“对,起来。”

“不行,要是年糕也做得不好吃怎么办?我今晚没办法承受第二次失败。”她幽幽地说,然后开始用佟湘玉的口吻说,“当初我就不该来这里……来这里之后……”

小猫脚步轻盈地在房间的木地板上走过,这一个被三文鱼打倒之夜。

小熊

我在情人节买了一只小熊。在商场,坐自动扶梯直达二楼之后,那家迪士尼的直销店就在右手边。那天表妹来上海找我玩,我们一只脚刚踏进店门,眼睛就看到货架上摆放着的粉色的小熊。它的耳朵、身体、衣服和手里的蜂蜜罐都是粉色的。耳朵上还别着一朵樱花。

谁能拒绝拒绝粉色的小熊呢?

我们挑了很久,在究竟是买小的钥匙圈玩偶、二十厘米高的玩偶还是六十厘米高的玩偶之间兴奋地犹豫。旁边一个不认识的女性,主动提醒我们:“我之前买了一只小型的,但是这个款式比较容易弄脏哦。”然后她挑了一个粉色小猪的小玩偶走去结账台。

在这里,小熊是星黛露,也可以是巴斯光年或者史迪奇,都是受人喜爱的角色。如果你站在玩偶店里,你一定能感受到每只玩偶——尽管有很多相似的——眼神都是不同的。尽管都是黑色塑料片,但是有的眼神稍微偏左或偏右。我们在店内至少挑选了半个小时,后来不仅买了粉色的小熊,还买了一只带着栗色帽子的原版小熊。被我们抱在手里的那两只,眼神闪亮,像是直接地望着我们的眼睛。它们不用说话,就充满确定的爱意。

粉色的小熊我送给了表妹,她第二天会带着小熊从上海回杭州。一路上她都称呼小熊为“噗噗”。

我终于忍不住,问她——“你是一直习惯这么称呼它吗?还是因为避讳?”

表妹是零零后,今年刚满二十岁。她听到这个问题,有种不知道问题由何而来的疑惑,说:“大家不是都这么叫的吗,噗噗熊,多可爱呀。避讳什么?”

我简单解释了一句。她说:“是吗?”话题没有继续下去。

我和朋友分享小熊的照片。朋友说第一次见到粉色的小熊,后面跟了一句“仿佛是为了规避审察的颜色”。我在聊天框里告诉她,我还买了一只审查色。她说:“自我审查吗?”我说用来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审查。

我拍了一张和可爱小熊的合照,发给另一个朋友,她看到说:你情人节竟然和他过。

真是恐怖的一句话。我觉得我再也无法发出这张照片。

知道隐喻,人们很难单纯喜欢一只小熊的可爱。

在我家的表姐妹之中,我不算是最喜欢小熊的那个。我有一个八零后的姐姐,她的微信头像就是小熊。去年她刚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在休完产假之后,从原先忙碌的乡镇工作调换到了县里的一个部门,据说工作内容将更为清闲,工作压力不至于像之前那么大。我和她有一个共同的群聊,在她生了儿子之后,我和另一个表姐经常在群里看到她发来的儿子的视频,或者和儿子有关的笑话。我们那个群一直没有起群名,有一度我在想要不要将群名改成“米团后援群”,方便搜索,米团是她儿子的名字,但转念一想,我不想用任何方式传递和加强一个人生了一个儿子多么喜悦。我告诉自己,我应该更在乎我的姐姐。我尽可能地回复她在群里发的消息,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她的孩子真的多么可爱,只是我希望她知道自己的感受有人回应。

春节在家时,母亲向我转述姐姐这一年带孩子的经历,说起姐夫如何不帮忙。“当时生的时候,要逼着生,生了之后晚上都不带孩子”,而住在一起的公公婆婆又是如何置身事外。有次姐姐生病,下不了床。但儿子还是缠着她抱,其他人也没有要为她分担,于是她那三天就坐在床上,抱着儿子,哄她,被他占据。在麻将桌上,姐姐向春节才回来的家人开玩笑地形容自己那几天“手都抱断了”。母亲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些哽咽,“我多么想帮她。”这样的故事多么常见。

前几日,我看姐姐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小时候是喜欢,长大了就是情怀,2022糟心的事那么多,没有什么事是买一个小熊维尼不能抚平的,只可惜到处都买不到这款噗噗。天意如此吧!印证了那句话——成年人的世界唯有发胖和衰老是容易的,其他事哪有容易的!”

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看到没人在她这条朋友圈下点赞。过了几天,想到她说的话,我打算把留在我这里的小熊寄给姐姐,还给她准备了另一个礼物。既不是她的生日,也不是什么传统节日。我在卡片上写,“春天快乐。多晒太阳,心情愉快。”

把小熊安置好,装在袋子里,递给快递员,小熊的眼神还是那样天真、无邪。

“你知道小熊的隐喻吗?”这句话我没问过姐姐。

生活的,即是政治的,当然。我已没法抛除隐喻,每天和令人精神抑郁的现实共存,愤怒、无力,被剥夺又羞愧于自己“幸存”的状态。把小熊寄给仍然可以只单纯看见它的可爱的人,我选择这么做。或许有一天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命名生活中的每一种苦难,说出他们的名字,说出不公的事实,指责生活中具体的暴力,也反对暴力的建制。我竟然还有这种期待。

零度天吃冰淇淋

提着一周末在家制造的垃圾,我们在回收站即将关门的七点半前走出楼道。从上海实行垃圾分类之后,总有那么几次,我和室友手里一次性提着从家里各个垃圾桶里扎起来的七八个垃圾袋,像《阴阳师》里那个像牵狗一样手里牵着好几只恶鬼的角色“鬼童丸”一样,在夜黑风高的时候两手远远举离身体,快步走出门。

倒好之后,我朝阿江的方向走去,她一个快步朝小区门口出门,我拉住她的厚羽绒服袖子跟上。

“你要去哪?”

“去……”她说,“我有方向。”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不是说就一起下楼倒个垃圾吗?”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她的脚步变得更快了,用挑战的口吻说:“我有目的地。你干嘛跟着我?我要去那里。不过我的确不知道怎么走。”然后她好像被自己的念头惹笑了,像呛到水一样笑得弯下腰。我问到底要去哪里,她抬起身子说:“去长乐路。”

“你要去吃冰淇凌啊?”

“对!我查了,她们今天九点才关门。”

阿江说的那家店去年才开,是长乐路和华山路交界口一家只有12平米的冰淇淋小店,开业时有青稞酒之类口味新奇的冰淇淋,后来不同季节会推出一些新风味,比如炙烤无花果、烟熏迷迭香、红心芭乐等。前两天阿江就说想吃那家,但不知道是否开门,今天她又提起。我无事可干,就想着那就一起去吧。我们在路边各自解锁了一辆自行车就往长乐路方向骑,我在前面带路。因为临时起意,手套也没戴,握着方向盘的手被风吹得冰冷。停车时,隔了一段距离就看见小店里站着五六个人,这么晚了,又是冬天,还是有很多人对冰淇淋兴趣不减。站在外面稍微等了会,我掏出手机看了下今天的天气,0-8°C。

点完单,我们分别拿着装了两种口味的小杯冰淇淋,往回走。无论舀哪种风味,放进嘴里的感受都很明晰,白色青稞酒冰淇凌球里还能尝到一些谷粒。冬天吃冰淇淋会觉得更为平静,也许是因为融化缓慢,连带着感受到时间的平静。快走到武康路的时候,地面路灯、交通灯、车灯的红蓝白圆形亮斑通过深黑色、朝上延伸的梧桐树干连接着在那背后弥漫的深深靛蓝色的天空,我们停了一会,为手中的冰淇淋拍了张照。

“拿着真冷。”我说。

“好吃。”

回去的路上我讲了几个事。

第一件事和低气温有关。春节后我的表妹来上海玩,在我的住所住了两天。有天我们一起看综艺,里面设计了一首歌叫作《热爱零下七度的你》。零零后表妹问我知不知道这首歌。我说不知道,她说不可能,《热爱105°C的你》,你肯定听过。然后她就找来播放给我听。我意识到我的确可能在一些短视频里听过开头的旋律,甚至好像这么一想,的确很难“不听到”这首歌。

阿江听到一半,问我,你到底想讲什么?

我刚想说,就是一种觉得自己又过时又俗气的感觉。阿江问,你看对面那是不是一条白色小狗?

我看了眼,和她说,那是一个塑料袋。

然后就开始说第二件事,和塑料袋有关。春节里有次我妈走在路上猛得摔了一跤,把手里一罐二舅妈花很久时间熬制的蜂蜜柚子酱全砸碎。一边摸着痛腿,一边愤慨转述这件事的时候,她特意加上描述,“当时出门的时候我还用了一个崭新的塑料袋装的,全破了。”小舅舅听完应和了一句,“崭新的塑料袋可惜了。”周围的家人都笑了。后来表妹来上海时,和我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吃饭,我们聊到“方言”这个话题。表妹用家乡话说了一个词——“塑料腿”,朋友诧异,说那是什么。我才意识到这个发音的荒诞,但我们家乡把所有能放东西的“口袋”都念作“腿(加点鼻浊音)”,“塑料腿”就是”塑料袋”。我把吃完的冰淇淋空杯扔到垃圾箱里之后开始说:“我外婆的后院有一株柚子树……”

阿江听了几秒,打住我,哈欠连天,“你这个故事要讲多长?”等我说到塑料袋的时候,她又说,我听过了,你上次就说过了。

我闭上嘴。

走了几步,阿江说,你开个冰淇淋店吧,这样我就可以吃到免费的冰淇淋了。用开玩笑的口吻。

我说我哪会开店。然后又想到讲第三件事,我最近在看一个综艺,叫《富豪谷底求翻身》,一个美国亿万富豪隐藏自己的姓名,让节目组把他放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只拥有一百美金和一辆旧卡车的情况下用九十天时间挑战是否可以创造一家市值百万的公司。“第二季,是拍了三个富豪……”

“你还看了第二季,到底有几季?”

“就两季。”

“他是怎么赚钱的?”阿江问。

然后我回答:“在里面他先是……”这样讲了一会,阿江的哈欠又打起来了,我意识到今天自己表达的失败,讲了三个没有意思的事。但就这样,回家的路竟然已经走了一半,骑车去店里的时候还觉得路程比想象得漫长。我赶紧为我无趣的发言收尾,“后来我看豆瓣上大家写评论,很多人在总结这个富豪的金句,阿春写了一个评论,大意说我们都只是普通人,我们做不到这些没关系的。”

这句阿江听到了。

经过番禺路和平武路交界口,阿江开始说她的事。“我感觉今晚我又会做噩梦。我昨天就做了一个。很可怕,我感觉我总是反反复复在做一样的梦。”

“说说看。”

“那个梦很恐怖,和奥特曼一样。”

“你确定?奥特曼?”

“一栋就像是这样的楼,”她指着对面路口一栋矮围墙里约莫三层楼高的小房,“我在和一个小孩聊天,然后他要带我去他家,然后看到他妈妈,在阴暗的房间,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

我知道她说的“这样那样”大抵像表达一种她不愿复述出来的诡异行为,用恐怖片的方式想象出那个画面,也让我一阵发麻,叫了一声,“你别讲了,我都开始有点怕了。”

“你看,是吧。”

我问这和奥特曼有什么关系,她说艾斯奥特曼的故事很多都是这样,从寻常人家会遇到的故事讲起。我是没怎么看过奥特曼。

“我就说很恐怖吧。而且我反复会做五个一样的梦,这个是其中一个。”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我在一栋建筑里迷路了,怎么都找不到出去的路。而且我知道出去的路有一段很恐怖的通道,但走过那段就可以看到出口的小亮光了。但是我连那个通道都找不到,就一直被困在建筑里。”

“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

“有点想不起了。”

“你可以把这些梦写下来,睡前朗读一遍。”

“有什么用?”

“朗读的时候想一下解决办法,说不定就可以带到梦里去。”

“没用啊,那个迷路的梦我知道正确的通道是哪一条,就是那个有一段恐怖通道的路,但我就连那条路都找不到。”

“唔……”

后面的三百米我们继续聊了下梦、回笼觉之类的事,边说着,阿江想起第三个恐怖的梦了。“就是朋友说要去温泉,我说我也要去,让她等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换衣服,但是怎么都换不对,要么领子太高,要么袖子太长……”

“等等,”我打住她,“你这是恐怖的梦吗,你这不是《奇迹暖暖》吗?”一款换装游戏。

“不是啦,就是什么都做不对,然后时间很紧迫的那种恐怖。”

“哦——”我理解了,不过还是被这个表述逗笑了。

还有最后三百米就要走到家了,聊到的一个话题又让我想起一个八卦,和阿江说起。她说:“我就知道!她这人就是这样的!”那个事情大抵是一个人之前的状态是 A ,然后叫嚷了一圈,去了B、C、D,然后最近她在准备回到A。

“绕一圈回到原地,不如当时不要那么做。”阿江说。

“这点我倒觉得没什么。”我说。

“我觉得这很有什么!”阿江说。

我会更看重中间的经历,觉得当时那人做决定要离开 A 状态是好事。只是不太理解她最后还是回到A,觉得也许有更好的选择。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更想表达的这人的行为和我们之前对她的印象正好吻合。

我们称呼那个人为“小牛”,虽然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上我们还是有差别,不过的确都很同意,从A到B、C、D再回到A的做法正是那人的风格。

“这就是小牛。”阿江伸出手指值得某处,我也跟着。“这就是小牛!”,我们带着欢快的语气。

走过水果店的转角,回到法华镇路上,离家只有一百米了。我语气回复到冷静,想起了一些事情,和阿江说:“不过我也像小牛一样,很容易被看透啊。”

“是你。”

“也许也有一个人在某处伸着手指指着我说,这就是小万,这就是小万。”我说。

“是的。”阿江朝前走着。

我好像到这时才又重新察觉寒冷,在讲了这么多话以及笑过这么多次之后。我知道我们聊的这些内容,言不及义,是混乱的、随性的、不重要的。一个人如果要做点什么,让其他人没有机会在背后讨论时会指着他的脊梁骨的话,肯定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聊天、这样度过时间。

但我也有另一种感觉,促使我要记录这个无用的过程。这里面出现的一种对话的肌理,总是会吸引我回到这种散漫的状态中。

阿江说,“我也是。我有这些那些缺点,可能也有人在说这就是她。”这句她说得很轻,也有点带着沮丧。

带着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们回到家里。

今天吃了冰淇淋。

真诚

计划注销一张银行卡。打电话给客服,对方告诉我说已经为我办理了登记,在几天之后会接到银行打来的电话,到时候和电话那头确认就可以了。

三天后,我走在路上接到电话,听筒传来机器女性的声音。

“女士,晚上好,欢迎致电观复银行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电话银行业务办理密码,并以井号键结束。”

我遵照执行。

“请问是要为尾号 7685 的卡片办理业务吗?”

“确认。”我犹豫地说出。

“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注销。”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精神紧张地看了一眼马路上迎面朝自己走来的人。我虽然在讲电话,但我并不像一个在对话的人,沟通时连基本的“你好”都没有讲。我不由自主将自己的回答也限制了在两个字以内,以便准确、清晰传递信息,还有点担心周围的声音是否太吵,机器人会不会听不清我在讲什么。

“请问您是要办理卡片注销业务吗,确认请回复‘确认’。”

“确认。”

“真诚地邀请您继续使用我们的卡片好吗。”

我愣了一秒,回复:“不用。”

对面有一秒或者两秒的延迟。我几乎要以为她伤心了。

“确认注销请说‘确认’。”我松了一口气,太好了,我们还是冷漠又安全的人机关系。

“确认。”

“好的,您的卡片已注销。”

我挂断电话,庆幸刚才在“真诚”的那一句克制住了回复“好啊”的冲动。

台风天的日记

在房间里坐着。顶灯坏了,足有三个月。直到厨房间顶部的三盏小灯有一天也全都暗了的时候,我才喊了楼下维修店的人一起来看。他姓薛,我用微信转账的时候看到他的名字,走进我的卧室,踩上家里唯一一把圆面木椅子,碰了碰灯罩,那个难拆的老旧的玻璃灯罩。“再打开试试看?”我照做了,灯亮了起来,“你看这不就好了?”师傅穿着灰袜子从椅子上走下来,收拾他的东西要走。我心里纳罕,怎么这就好了,却也没什么可争辩的,的确房间又亮了,投下久违的自上而下的白光,让我的房间看起来和前一日有些不一样。同一天晚上,洗完澡,回到屋子里,去开顶灯,房间又是一片黯淡。我没有惊讶,像是早有预料事情就会这样发生,毕竟它的确是坏了,没有被修理,也显得很难修理,于是台灯自己在最后一刻短暂地“回光返照”了一下(这里竟然还真的可以理解为字面意思),然后又暗自选了个时间恢复寂静。一盏灯的消失,对于一个房间来说,堪比宇宙失去一颗恒星。但好在内部秩序仍然在运转着。我把原先抛弃的一盏绿色特提亚工作灯又拎回矮桌面上,于是这个十五平的房间恢复到三盏光源的状态,短暂的和平。

今天台风来临。下午趴在开了一条小缝的窗台看了会云。相机里的画面比肉眼看起来黑与白更分明,虽然生活里另一些时候情况正是反过来。昨晚回家的路上遇到小雨转大的时刻,一路上人都很稀少,我撑一把黑色的伞,手里的一本诗集落了雨。那是一本一小时可以翻完的诗集,里面都是些简单的句子,好像这竟也是一个贴合它的情景。或许我该在它的扉页写下:“购于2021年7月24日。同日,书籍被2021年登陆的第一场台风雨打湿。”未来的人看到它就会知道红色书脊旁边那些裸露的白色纸痕是为何形成。在桌上晾了一晚,我把它放进了床边的书架上,如同把一个密封罐子埋进地底,不知道下一次再去看它是什么时候。

下午接了一通电话。L打来的,她在一个晴朗的地方。我们说了一小时的话。到了晚上,人们说最好明天也别出门。我在手机里看到几则视频,房子的局部塌了,人吹飞了撞上了车子。有的地点看起来离我很近,有些我不知道它发生在哪儿,或者是否是真的。这些图景出现在我面前,就像此刻还在下落的雨,和我有距离;就像我和L在电话里有时会讲到的关于未来的画面。

今天就写到这里。 

每天都是周一

1

有时候写稿子也会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就是瞬间的虚无感。不知道为什么写,不知道为什么不写,不知道怎么更好地写下去。 ​​​

2

在一切慢下来的时候,我会感觉自己更完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状态像一株枝干上站满小鸟的树木,一有什么动静,身体的许多部分就会被吓得飞走,例如彼时的情绪、感觉。人们走近,看到一株树的轮廓,以为这就是全部。我知道,送别他们,要静静地等候一会儿,那些鸟儿才会飞回来。

3

周六上午躺在床上的时候,又接到一份工作的邀约。

其实上周以“没时间”的理由,推掉了一份目前为止稿酬最丰厚的工作任务。但一下子可能又出于正在赖床的自责感,问了下交稿的时间,说是下月中旬,便应答下来了。结果,很快被拉进了好几个群里,开始沟通。

“大家好”,在进入一个工作新群有时候我会这样开场。有种尴尬的感觉,但希望这种尴尬并不起眼。一个群、两个群、三个群、四个群……对方倒是很高效。守在手机后面的那个我,就像是在四个不同的房间里突然出现并招了下手的人,知道有人会抬起头看一眼自己有人不会而并不在意,自己挂着一个笑容,点点头,再轻声告退,退回到微信的聊天列表里,看着屏幕上罗列的一个个对话。

有点不知道怎么量化自己的生活。

4

自由之后的社保都是自己交的。因为咨询过,户口不在上海也没结婚,无法自己申请办理“灵活就业”,我找了家朋友推荐的代缴公司,每个月在淘宝上支付 2362 元。这个月收到提醒,说是最低基数又所上调,我按最低的缴纳五险一金,一个月需要支付 2787.6元。

算了下如果再加上每月的房租,在上海的生活成本是多少多少。

还没有很愁钱啦。自由职业的四五六月基本没有什么收入进账,因为很多刊物的账期少说都有两三个月。七月一日前后收到了两笔款项,一笔结算款,一笔预付款,刚好缓解了交下一个季度房租的压力。

不过,城市生活给到一个人的数字太过清晰,会令我产生清晰的忧虑。

害怕它们会像刻痕,刻在树干上,成为树的一部分。

5

七月二日的新闻:

“养老金缴费年限延长已提上日程。人社部日前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出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

不知道会从 15 年延长到多少年。

很多朋友和我说社保还是要交到退休吧。还有人说,也要建立其他保障,比如重疾险等。

做这些并没有让我感觉安全。只是出于对群体规则的尊敬,要先这么操作。

6

大部分时间我在家办公,舒适、自在,每天会喝两杯咖啡。偶尔,会带电脑和书出门,找个地方消费,然后写个几行。我知道几家店有插座的位置在哪,如果某家的那个位置被人占了,我会走到下一家去。

如果白天一整天都在自己房间的桌前,那晚上六七点吃完晚饭后,会下楼扔个垃圾,再随手买点食物上来。有一天朋友在群里发了一张外面黄昏的图片,立即起身,穿上凉鞋就下楼去了。因为魔幻时刻往往就那么几分钟。果然,还是晚了。多变的云已经平静。

日本人称黄昏时刻也作“逢魔时”,容易看到不寻常的事物。

后来几天,常常在日落前出门散步。但是幻觉一般的天色却不是每日都能遇到。​​​

7

夏天新换了床单,墨水蓝色的。早晨醒来伸脚的时候,觉得布面干燥又挺括,想起无尽夏的花瓣,被染过的颜色,很久不谢的花。 ​​​

8

明天周一,继续工作。

有个朋友问我,做自由职业之后,是不是每天都和周五一样?

我说,也有可能每天都是周一。

原来真的有人在过愚人节

原来真的有人在过愚人节。

朋友备备运营了一个叫做“不存在书店”的账号,今天发了一则微博“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不存在书店要存在了!我们的实体书店会正式和大家见面,敬请期待。 ”妈的,我心里一惊,立刻回复:“红豆泥?”

她回复我说:“氛围组到位。”我还在想是怎么回事,立刻去微信上找她。

“你们真的要开书店啦。”

信息发出去之后,我立刻意识到了什么,还没等她回复,再发出去了两条,“好的”,“愚人节”。

她和我说,“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播客发了微博,说因为主播理念不合要永久停更。”

这真让我有点意外,原来还真的有人在过愚人节。

早上去人事办公室签最后的文件,还听到两个人讨论今年好像都没怎么看到愚人节的笑话。

在我的朋友圈,有好几个人在转发同一张图片,上面写着一段话:“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愚人节,只有Q2。”

做记者的朋友在一个群里问,Q2是什么意思?

我想到之前在奥美实习的那几个月,笔记本电脑里的文件夹,Q1、Q2……的weekly、seeding 和 sapmle 的 excel 表格都要固定摆放在固定的位置。那样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说起来,表格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时尚媒体联系人,但那也是一种堆砖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只看得到光鲜的名衔、广大的意义,却看不到那些真正灰头土脸的建造,也是一种虚伪。

其实今天我应该有一个愚人节笑话的,和大家说,“我离职了。”

昨晚发了一条离职朋友圈。原本觉得似乎有义务要发一下,省去一一说明的烦恼;二来,因为计划做一段时间的自由职业,心想着发布了消息之后会带来一些工作机会。过去几年因为工作认识了至少也有近 2000 个好友。但随着点赞的增多,以及一些试探询问原因的回复,让我觉得这种方式并不明智。

朋友圈现在是一个极其模糊的空间,它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私人化的场域,又无意承担更多自由广场的功能。很快,意味着新的消息的提醒小红点让我更多意识到愚蠢和羞耻。我怀疑之前自以为的“说明的必要”,越想越陷入自己的漩涡里。为什么我要这么在意这些。明明我的生活里也许最和我相关的就是那么几十人而已,再外围一些,也就是两百人以下吧。怎么面对一个 2000 人的“朋友圈”,是我一直都有的社交难题,一个“莫须有”的烦恼。

后来就改成私人可见了。

当时三月期间提离职的时候,想到 Last Day 是3月31日的话,第二天就是愚人节了,把这个新动态当作一个愚人节笑话来讲,倒是挺不错的。在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意外的,肯定是真相。

现在就是这一天了。愚人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