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躺在日落后的公园草地上

我们躺在日落后的公园草地上。

“蝙蝠。”小潘说。

“那是蝙蝠吗?”

“对,蝙蝠的翅膀就是这样的。”

天上的云不动,原本有水波纹的地方也渐渐汇合在一起,拼接成为一张完整的夜幕。树的叶子变成黑色。实际上,躺在野餐垫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旁边,所以视线一片模糊。眼前天空是否有什么生物飞过去我一点也看不清楚,但不重要。我在那刻觉得有些累了。前面他们起哄说要练习下腰和后空翻,我的核心几乎毫无力量,他们两人抱着我的腰,一个人在前面拉着我的手掌,在我无法依靠自己手臂撑住身体重量时,和我说:“抓住我的脚踝。对,抓住它,撑起来。”最后我还是不能说自己学会这个动作了,而且他们三个人也在这次的尝试之后知道这对我来说的确是充满难度的动作。不过小潘还是乐观地总结了一番,“怎样,这个动作是不是能让人心胸宽广?”他示范的时候就向我一再强调,重要的是手臂和肩膀的位置要张开,用这个力量去支撑自己的腰部,“打开你的心胸”,我在心里重复,也许这个动作的确很有用,不过可能我还需要更多时间让心胸变得更加开阔。

我还从没在日落后继续逗留在公园的草坪上。

因为这很没有道理。没有太阳可以晒,为什么躺在这里?

五点,太阳刚下山的时候,我们在另外一片草坪,那是一个游乐区,“勇敢者乐园”,二十块钱,可以玩三十五个项目,攀爬、平衡木、索道之类的。里面几乎都是家长带着那些个头不到一米的孩子们在玩,跑上跑下,除了我们四个成年人,在里面追赶着彼此把几乎每个项目都试了一遍。“魔鬼训练。”小潘是教练。乐园里两个极需依赖核心力量完成的项目,我都在尝试了第一二步之后就很快放弃了。我想起我的小时候,总想象自己一身侠义,能掌握轻功,飞檐走壁,但实际上七八岁的我如果和亲戚或朋友来到这样的场地,我一定是紧张又胆怯地排队在末尾的那几个孩子之一,或者更早拒绝尝试任何令我感到不安、危险的体验,而只满足于当一个旁观者。可现在,我个头一米六,二十八岁,我可以爬上那些绿色的绳索网,我可以踩在木块上水平爬行,而不觉得惊恐。我在玩童年的游戏。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在想可不可以之后的每一天就只需要让自己像现在这样快乐就好了。

在我们玩完所有项目后,在草坪上分食中午还剩下的零食,喝水,还没有歇息多久,前面把我们招徕进乐园玩的门卫已经开始在催促人们离开。“五点了,关门了,把东西都收拾一下。”dj说果然是国企,下班时间真早。门卫是个五十来岁,穿一身深色衣服的男人,他自己已经收拾好了,戴着红色的棒球帽,背一个红色双肩包,有位穿黑裙子的女伴在门口等着他。两人一起确认过小乐园里没有任何游客了,就一齐往大门口走去,身体之间空着一个人的位置,但表情亲密地在聊天。

“下次早点来。”保安前面锁门说,看出我们的意犹未尽。

“整个公园几点关门?”

“你在这里待到十二点也没关系,他们又不可能不让你们出去。六点后只出不进罢了。”公园里也许有人会巡逻,但如果有意躲在里面,这些树林间,也难以被发现。

因而我们路过下一块草坪的时候,又开始摊开野餐垫坐了下来。

“侧空翻还没翻呢,不是要学吗?”

海豹演示了下动作。我拙劣地模仿了。尽管我认为自己的脚没有抬得多高,在空中画出一条弧线,但她们说我已经掌握了。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背靠背站起来?”

“怎么做?”

“就是《欢乐时光》里人们做的那样,你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要相信对方,抵靠着对方的背站起来。”

试试。第一次、第二次,我参与的都失败了。然后他们三个人来了一遍,非常顺利。我又加入了进来。两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三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四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

我们共同欢呼了一阵。

然后便是在日落后躺倒在草坪上的片刻。草地的湿气比起午后而言明显了许多,三五分钟后,蚊子也飞近了。

“我们走吧。”起身,收拾好野餐垫,放进巨大的白色帆布包内,里面还有我们没有吃完的玉米片、火腿和面包。不过带来的四瓶啤酒已经全都喝完了。

这座森林公园占地据说有将近两千亩,往门口走的时候,身后是黑漆漆的一大片水杉林的影子,我们才意识到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只在距离公园门口不过四五百米的地方玩乐。

离开家的时候

昨夜离开家的时候,我身上带着的东西:钥匙、无线耳机、两片卫生巾、一包扁扁的纸巾、一张口罩和一瓶酒。一升装的12年威士忌。

就是所有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晚上回不去,或者更多天回不去。又或者,我心里知道,但也只能这样潦草地走出家门。

微微下雨,撑着伞走,在暧昧的视线里,小区外面的马路冰冷悄清。前一夜,635弄那一片的商户已经关停,而昨夜提前拉下卷帘门的店铺自然更多。24小时不休止营业的便利店也关门了,留着一道蓝光,而其他的地方,警戒线拉起来了。视野前方,红的蓝的光闪烁着,总是那样,红的蓝的光,交替,危险、恐吓。有一个人从对面走来,不知是偶然回家的居民,还是工作人员,他黑色的身影把灯光打散,迷迷蒙蒙。我在路口停了一会,打算不往前面去,抄一条小径离开这个区域。或许是我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让我此刻想起来,觉得当时那个迎面朝我走来的黑影更像是一个幻觉,在行进到一半的时候,被中途斩断。那个影子就是原本即将迎面撞上的我自己。

前一夜,午夜的巷子口,一辆“春秋旅游”公司的大巴车停在那儿,车身内亮着一排幽蓝的灯光。

旅游?

人们失去了今年的春天,然后是秋天,被严厉、蛮横地禁足在家,而现在深夜突然被要求离开家,安排坐上了“旅游车”。去哪呢。漆黑的、无尽的夜。

我当然又会想起很多别的。

“春秋旅游”,它的名字变成一个恐怖的梦,多少人的生命,按2天、7天、14天计算的方式,累积着,因为一个荒诞至极的春秋大梦而被无端端浪费。

等我走回来的时候,车子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地医疗垃圾。回家,睡觉,醒来,在窗口听见喇叭声:

“17号楼、19号楼,请做好核酸的居民带好随身物品,下楼转运。”

“635弄全体居民,现在开始一小时内全体居民居家。”

头痛欲裂。我在手机里看到照片,我们所在区域左右两边的马路已经被堵住,外卖和快递也只能送到路口,再也进不来。我们又被围困在里面。

等过了几个小时后,从窗口看到马路已经通车,我们短暂出了门,也是因此,在更晚的时候,我带着酒,去附近朋友家吃饭,抓住短暂的松动的瞬间。还没有聊多久天,就在手机上看到照片:小区门口被拦起了警戒线。

朋友说今晚可以住在他们家。我们喝了很多酒,聊天到三点多才去睡。

陌生的床铺,像一艘木船,白色窗帘有时候被轻轻吹动,从外面吹拂进来的凉意带来如同水面涟漪一般的漂荡感,落在伸出被子外的左腿上。我不困,但脑海是空白的,能抓住的似乎只有这种冰冷的感觉,它是全新的。

醒来,我想,我在哪,我拥有什么。回不去的家的钥匙、无线耳机、一片卫生巾、一包扁扁的纸巾、一张用过的口罩。

我能去哪里呢?也许能在朋友家继续住几天。没有衣服,就购买衣服;原本要出差的安排,就此取消,我在手机上告诉合作方这个消息,她很快回复了“理解”,没有任何惊讶与意外,因为已经历过太多次了。她很快为我们把车票退了。我很遗憾,因为我们原本计划要去海岛,这几日已经开始降温了,等这次封锁期过去,海岛的风已经不知道多剧烈了。

我能去哪里呢?也许最后只能自投罗网。走进那条封锁线内,告诉对方:我想回家。我熟悉的房间,那张小床、我散落在木桌上的翻开没读完的书籍、向南的窗台边的植物们。

他们允许了我的进入,然后我不再拥有出去的可能。

想着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懦弱就会像藤蔓一样长出来,我没有拒绝被它们包裹。去哪,都有可能,但又无处可去。等到下一次被炸出家门的时刻来临吗?

我感受着自己的孱弱。它是如此折磨人。它一遍遍提醒着我自己,我什么都没有。

上午刷牙的时候,站在朋友家的盥洗室,拿起牙刷,发现自己并不能特别清晰地能记起昨晚新拆开的牙刷的颜色,是那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它们被一齐放在漱口杯内。我开始彻底被这些生活细节所背叛。它们离开我的脑袋飞行。我又开始想起那个在二十六岁做过的自己的得了阿兹海默症的梦。

我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图标还停在“飞行”模式上,我不想接电话,在前一日,就已经有五六个陌生号码,既有座机也有手机打来的。同住一个小区的朋友已经和我说过了,居委已经盘问过她在早晨八点为什么没有下楼做核酸了。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对话上面。

我的手机已经开了超过24小时的飞行模式。

我在漫长的飞行。不知道何时落地。

微信群里,人们说小区已经确定有一例确诊,一位七十一岁的老太太,每天的行动轨迹除了家,就是附近的西法华菜市场。在下午的全市疫情发布会上,她作为第二个感染者被公布了信息。而那天晚上我所看到的全小区转运的地点——有消息说,小区内确认了 58 例阳性确诊,工作人员以在小区环境中检测到超标的病毒样本为由,深夜要求大家离开家,坐上门口的大巴车,去酒店隔离——没有任何信息被透露在那场发布会上。

邻居说做好小区要封闭七天的准备,却没人知道应该把哪天算作封闭的“第一天”?

一枚肆意发射的导弹,不偏不倚落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那些领导用四条路名划定了一个范围,当晚整个矩形区域都被安上了绿色铁丝网,整片合围。每一个网格都能就地成为集中营。再也没有安全的地方。

离开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可能每次都能逃脱。而实际上,我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朋友家的黑胶唱片机在放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歌,我只捕捉到里面的一句歌词,“run run run for your life”。

我不知道下一步,也永远无法想清楚。我感受到恐惧和自责还会从四周侵袭我的内心,即使我如此痛恨这一切。我还是会忍不住要哭泣,但我和我正在滴血的身体,在冷静下来的时候,也都知道,最简单的想法只有一个:“能离开真是太好了。”

秋天,我经过华山绿地

夜晚,还不到十点。这里显得沉静。绿灯,但没有车经过。亮黄色的路灯下,一株悬铃木,叶子朝上分岔生长,膨胀,像骨架反折的雨伞。

五月底,就在这片光源下方,白蚁飞旋如雪。

我站在相同的位置望着夜色笼罩的绿地。当时路口热闹又喧嚣,四周被关禁闭两个月的人都走出来,一个孩子骑着小小的单车在树下仰头望,问身边的父亲,那些虫子是什么。

现在,安静太多。凉风吹过黑色的短裤管,我的右膝盖在今晚添了一个蚊子包。会是今年最后一个吗。发痒。

六月初,我与人约在绿地旁边的长椅上,谈工作。咖啡厅还不能堂食。我很快就喝空了杯里的液体,剩下一堆还没融化的冰块。聊得久了,我会分神晃一晃它们,清脆的碰撞声把我拉回到现实。路人,尤其是岁数大的,常常会看向旁边坐着的我们,眼里露出对不戴口罩的指责,我也继续晃晃手中的咖啡杯。我们只能在这里。

那时,绿地的出入口,一个个,都被围挡着,旁边贴着黑白打印的告示,说未来如果进入公园上厕所,也需要扫描厕所码。 此时,围挡依旧在那。我不知道是新安装的还是一直没有拆除,就像我昨天才发现小区隔壁楼栋因为出现“密接”再次被“全楼封闭管理”,警戒线挡住铁门,里面的所有人在 48 小时内不得自由进出。另外有一位穿蓝色防护服的人员在门口 24 小时看守。凌晨,他坐在黑暗中看手机里笑声不断的短视频,不知道几点会打盹,也不知道他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

我站在绿地外围,看着树丛中被灯点亮的木栈道。我知道无论穿什么鞋子,走在上面,都会发出声响。只是此刻一片阒静。一位遛狗的人,走在我的前面,戴着口罩,手里牵着一只金毛、一只拉布拉多,突然掉头,不再往前,横着穿过了马路。

还需要凭借出门证才能离开小区的日子,绿地旁边的长椅空位很难寻得。年轻人带着酒精、薯片和蓝牙音箱从家里迫不及待地出来,占领空位,占领台阶,和朋友拥抱,和陌生人打招呼。理发师、按摩师也直接在这里做起生意。最热闹的那天,我原本也应该去的,三个朋友不约而同地在那相遇,还聊到了我。而那天我已没有出门的额度,只能在家里收着信息:“她问你怎么不出来?”

我出来的那天,在这里翻越边界。绿地东边那条马路是长宁区和徐汇区的分界,当时不被允许跨越,道路被障碍拦得严实。我骑共享单车来,在绿地边锁车,学着几个人的样子,踩上一张椅子,跳下去的距离不算太高,然后再就近找一辆新的共享单车,骑去那些原本熟悉但已陌生如另一个疆界的街道。

也是那天,我看到铁皮屋被四个人推着,放置在绿地广场的一角,然后他们拆去和包裹易腐蔬菜的保鲜膜相似的透明包装,露出荒谬滑稽的两个圆形孔洞。现在它已经被使用了一个季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上面竟然挂起彩灯,到了夜晚,颜色花哨的灯珠轮流闪烁,张灯结彩的苦难。

八月,我痛苦地认为在上海不再可能散步,人们失去了马路。可九月,我又回到这里。

我想起朋友在方舱看见的一张悔过书,黑色水笔,手写,放在护士台上。“你好,我知错了,我这次出去拿东西,我错了。……我在网上买的东西,出去拿,因为生活,我对我所做感到深深后悔。”

秋天,我经过华山路地,想起这些,在备忘录里记录着,微不足道。

在候车大厅

在候车大厅,和我坐在一排等车的女人呜呜咽咽哭起来了,她扭过脸去。我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而哭,而我听着,也不知不觉哭出来了。

五人座位,她在最左边,我在最右边,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正在看手机的男人,坐我旁边。

女人看起来和我母亲岁数相仿,短发,穿一条深色真丝裙子,她不停摸着眼睛,手机放在座椅扶手上。我看见她耳朵上挂着的口罩的白绳。

也有人像我一样,在看她,但她止不住。她停不下来。

我的哭泣没有声音,眼泪从眼眶里往下掉。

我连一张纸巾也没有递给她。过了大概五六分钟,她不再哭泣了。再过了十分钟,一趟列车开始检票了,她拖着行李箱溶进了排队的人群里。

我继续坐在候车大厅。

醉醺醺

我很想你。我走在法华镇路上,凌晨两点半,推着白色单车,那辆公路平把车。它陪伴了我在上海的这一个月,除去开头两天。每天,我和她相处的时间最长。可我也要离开她。明天。

我还要离开我房间里的植物。她们从没责怪过我。她们只是生长,依凭阳光和水。她们在我离开的时候,掉光叶子,又在我回来的时候,慢慢长出一片片绿色。在很多时候,我浇水时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我知道她们尽管连最轻微的颤抖也不曾显现,可是她们在回应我,回应我飘渺的爱。

我还是绿码,虽然我已经七天没做核酸。在这座城市,健康二维码仍然像一个神秘学,绿色,或者黄色是一个概率事件,健康或者非健康,是一种彻底的偶然。

这和喝醉也许同理。

醉醺醺只是因为身体过差的体现。没睡饱,太累了,精神疲乏。所以只喝了一瓶易拉罐装的福佳白,和倒了三四次孟买蓝宝石金酒的气泡水就变得在午夜只能推着自行车回家。怎么可能?但这却也真实地发生了。在这里居住了三年,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华镇路喝醉。我几乎就要在街边找一棵树呕吐。我想这样我就会记住它,更深一点。但我始终没有。在无人的路口,闯了一个红灯,大摇大摆的,我不想再在午夜服从规矩,去他妈的信号灯。我路过菜店,继续走着,把自行车停进车库——路过熟睡的看管者居住的小房间,然后走上六楼的台阶。

我在无关紧要的时刻想到你。比如小区的马路上。我想象你去年走在这条路上的情景,你是否还会记得我家楼下的小猫?我已经记不得去年绿化带里那株夹竹桃是否也像今年这样开了许久白色旋转的燃烧花朵,每一朵都是舞池里那些闭着眼就度过了午夜的女孩,它们噙着泪,不在意回家,它们脚趾不会流血,也不需要穿水晶鞋,只是旋转,美丽地,旋转。

我想发信息给你,输入、发送又撤回的那种。我不敢想象你看到时的样子。于是那四个字只好成为草稿,出现在我们已经两天没有说话的对话框里 ,出现在置顶的列表。

如果如果,我还有什么想说的,我很想你。我很。

楼栋群

自从帮楼长阿姨建了我们楼栋的微信群,她都不再叫我“小万”,而叫我“602小妹妹”了。

封控前四天,我本来还打算去当志愿者。当时想法很天真,就是认为政策上明令所有人都严格“足不出户”的话,那么多养狗的人家如何遛狗呢?如果做志愿者岂不是又可以放风,还可以帮忙遛狗?但是因为申请当志愿者的条件我达不上,就想着不去添麻烦了。

不过后面几天我发现很难真的遵照足不出户原则。首先,我们四天里下楼做了两次核酸检测。其次,楼栋根本没有志愿者来帮忙收集垃圾。湿垃圾在走道里放几天就臭了。我前几日都是做核酸时带下去。

到第五天,漫长的封控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忍不住问了楼长扔垃圾是什么原则。

楼长是一位约莫六十岁的阿姨,脸圆圆的,有时候透过透明防护面具,还可以看到她的脸颊被口罩紧紧勒着,鼓出一坨肉来。她说话很急,是那种温和的着急,怕自己解释不清楚让对方产生误会了而努力讲得飞快。“啊,那个小万啊,你之前订的100元的菜没有了,那个套餐没有肉了,我自己作主给你改成60元的了。在想你要的话,我就还要退给你40元,如果你不要的话,就当我送给你们吃了,都没关系的啊。”她说自己姓“包”,让我喊她“包阿姨”。

包阿姨和我说:“扔垃圾啊,你等天黑了自己下去倒好了。”

其实后来我就在想,漏洞就是这样的。我们关在家里,看不见。要出去,就知道了那些破绽百出的规则。

前几日无论是通知核酸、发抗原还是订购蔬菜,都是包阿姨自己从一楼到七楼一家家敲门问过来的。我有一次提出可以帮她统计牛奶,也问她有什么需求可以帮忙。阿姨说没事的没事的。她把自己的手机凑到我的面前,和我说:“你帮我看看这个群聊的消息怎么清空?太多了,看着烦,我要删掉它。”

后来封控时间延长,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我主动去找到阿姨说帮她建一个楼栋微信群方便通知。包阿姨带我一户户敲门,让大家扫码入群。其实对于要加邻居微信这件事,我自己心里是充满抗拒的。在距离我们小区不到八百米的另一个住宅,去年发生了一起独居女性被害案,就在上海,而且手法特别惊悚。凶手据说是住在女性对面楼的男人。所以当撬开邻居门的时候,我的脑中没法不开始脑补:这里面有谁可能杀了我。这种“被害妄想症”的想法也有可能是受到之前日剧《轮到你了》的影响。

包阿姨在等人开门的时候,有时候会连带着给我介绍一下这家人的情况。我心想这样在剧情里我好歹也算是先掌握了部分信息。我也终于知道了这栋楼里还有哪几户房子是空着的。建了群之后,每天核酸包阿姨就在群里发一条微信,大家就都看到了。她之后向我说了好几次:“啊呀,你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建群也是因为考虑到同一栋楼的老人们会不会有团购的需求,但是不了解外面的讯息。我们在群里先是跟着小区一起团了牛奶,再团了鸡蛋。我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楼栋里的老年住户都不是独居的缘故,要么和伴侣,要么和孩子一起生活,再加上他们也许囤货习惯比较好,基础食物都不太缺,比如米、油等。

有一天我看到包阿姨在群里说了一句,“我好想买水果套餐哟。”那是封控第十日了。我家里的水果也早已经吃完了。

还有一天,包阿姨说:“好想吃零食哦。”那时候我们已经私下积累部分购物渠道,有另一个邻居问阿姨想吃什么零食。包阿姨就说,饼干,什么类型的饼干都可以。

与此同时,小区的五百人微信大群里已经针对团购是否合理争论了好几天了。有人担心从外面买进来的“物资”都会把风险带进小区,但管不住的,有人继续在大群里团购链接。我们这种两三千人居住的老小区没有领头者,同时居委也在其中彻底隐形。大家都围绕着什么是“必要”,什么是”非必要“而争论,都忘记了在其中自由到底是什么。极力配合的老年人,也会困恼,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重新过上吃水果和零食的自由。

包阿姨只会用微信语音输入,所以她发的消息里总能读到亲切的口语感。

我们一楼有一位滕阿姨,在封控期间,每周都要和老伴一起去医院做血透。两人走路慢慢的、稳稳的。入群之后好几次,包阿姨都讲滕阿姨称为“邓老师”。终于有一次,滕阿姨发话了,“小包,我姓滕,不信邓呀。”住楼上的邻居道出了包阿姨输错字的缘由,包阿姨在群里接了一句:“谢谢大家的包涵。”

在此之前,两个人的对话是:

“小包辛苦。“

“邓老师不辛苦。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我们快解放了,上海加油,中国加油。”

“解放军耒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2号楼的天是艳阳的天。因为有这么多热心人,互帮互助众志成城。”

后来才知道她俩曾经一起学歌、学舞。包阿姨说:“等待疫情过后,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一天早晨,看到群里包阿姨通知我们不要下楼做核酸,待会医生会单独上门采样。楼栋里的邻居看到这个信息都变得紧张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楼栋内存在异常情况了,“谁阳了?”三楼、五楼、六楼的家庭分分自报:我们家昨天核酸都是阴性,不是我们家。

包阿姨在群内着急,说大家别报出来,别报出来。因为要遵守保密的原则,不会对外公布是几零几感染。

大家挡不住大家惶恐的心情,继续自发排查。而包阿姨看到信息一下子冒出来,也招架不住,她新发了一条消息说:“居民们,我本身就不会玩手机,刚才医生通知我叫12号楼不要下楼来。医生上门单采。”继而她伤心地说:“如对我有意见,明天开始换人。”

大家冷静了一会,滕阿姨说:“小包,你辛苦了,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对你有意见呢?”

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还躺在床上,不知道要不要起来。不知道为何,我心里一点也不担心楼栋有问题。前几天在小区的大群里一直和大家在做“信息透明”的工作,也最早在楼栋群内提醒大家,所以大家的心态还是警惕小心为主的。

过了几分钟,包阿姨激动地在群里发消息:“12楼的居民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张老师12点钟看错掉了,我们楼全部是阴性,等我的通知再下楼去做核酸,谢谢大家。”

“他向我赔礼道歉,这都不是主要的,工作中总有看错的。我们能够理解领导。”包阿姨继续补充。

许多人开始发谢谢。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继续躺在床上,旁观着但全程都没有参与其中。包阿姨说:“工作干得多,错误也多,漏洞也多。现在是信息时代。实在对不起。”

我翻个身。我们在这场荒谬的行动当中,不断劳作、不断接受错误、不断掉入漏洞。的确应该有人对我们在上海经历的封控生活说“对不起”,但不是身边那些辛苦的、自己也吃不上水果、饼干的人。是谁?

违规散步

封控第三十三天,小区的傍晚明显变得喧嚣起来。

前几日在楼下听到有人放《Hotel California》,之后一天听到陈奕迅,再后面一天听见咿咿呀呀的京剧声。不知道具体从哪个窗口飘出的音乐声就像蒸锅的热气一样,腾腾地往外冒,形成苦闷的大合唱。

还没有听到有人高声播放《国际歌》。是,并非没有人播放,只是我没听到而已。每个人在家里播放音乐,能传到多远、有几只耳朵听见,都不确定。有时候你忽然就听见了秘密。住在小区最里面的邻居在群里抱怨说自己家在晚上总能听见楼下有人打电话,充满私密的言语,及时他们关上窗户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候,我就会把小区想象成一个构造复杂的传声筒,将声音放大。我这一个月里常常听到不知道从哪出来的哭声,还听到对面楼朝着门口因为拿快递而聚集的人群一声怒吼:“你们再不回去要报警了。”以及,旁边本该无人的小学校园里,总有一个人在球场一下、一下、一下地拍球。

晚上同住一个小区的朋友 V 问我巡逻队几点结束,要不要一起在小区里散散步。

她自己一个人住,相当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和真实的人说过话了。我说,好啊。

散步在此时此地是不被允许的。一批由小区志愿者组建起来的巡逻队,会拿着喇叭让在外面不戴口罩聊天的老人们都回到家里去。有的时候我们困在家中,还可以看到小区群内有从不知道哪个窗口拍摄的楼下的照片,“这群人聚在这里在聊什么?好久了。”诸如此类的话。

进入五月之后,大家的心态似乎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在一个阳光极好的午后,我坐在窗边,有一切都将要“快了”的感觉。

而后来仔细回想,我认为什么快了呢?快结束了吗?并没有,5月3日,后一天是青年节,再往后一天是立夏。结束会是几号呢,我不知道。也许是一种是快“无所谓”了,对结果如何毫不在乎。譬如如果此刻就让我离开小区的封锁,走上街去,外面一片荒芜,我又能去哪呢。还有一种快“完”了的感觉,推行至此,无法回头,即使再放开又怎么样,一种对生活的幻想彻底快要完结了。这么一下,这种“快了”的感觉竟然反而是一种缓慢的心理状态,在几近停止的时间里可以将空气中飞舞的细小微尘看得一清二楚。它们飘浮,像海中的水母。

我们在楼下相见,走到小区门口,又往最里面走。中间路过四个垃圾站,地上的玻璃瓶满得扑出来,多是酒瓶。V 踮起脚摸了摸树叶,在夜色里,感慨这是久违的触感。

路上偶有一两个人穿着工作制服的人经过。但很奇怪,那时,即使周围没人,我仍然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恐惧,正按住我的嗓子,我无法用正常的音量说话。

这里为什么这么安静?以及,会不会有被关着的人正在看着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小区群里看到太多偷拍的图片,斥责人们聚集、遛狗、散步,拍摄者就站在此刻每一扇我能看见的窗户后面。此时的无声就是一种集体暴力。如果不能感受到这种恐怖的人也便罢了,而我的怯懦让我选择走出门却被这种恐怖擒牢,在一片安静中像深秋的蝉一样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这趟散步并不愉快。我回到家,一直在想,我该怎么变得放松,不然那种恐惧很容易在日后的每一天都追上我。

过了两天,我又下楼去扔垃圾。虽然小区仍是管控区,按理说必须“足不出户”,可是以我们小区的实际情况来说,绝对没有那么多志愿者能够满足两千多户人的小区的垃圾、快递都被点对点送到门口。在黑不隆咚的走道里,我认出一个身影,喊了 V 的名字。她一惊,说这也能认出来?我说,主要是通过那种闲逛的身姿判断的。

我们又一起走了一段,违规散步,去到我没有去过的小区角落。后来来到最后一排,小区的后门,上面系着一把黄色的铁锁。V 之前经常去附近的岩馆攀岩。她说要翻过这扇门很容易,说着便轻松攀了上去。铁门脆弱地摇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我看着她的背影,相信“自由”就在她的下一步。我们的眼前是一条没有阻碍的通道,它连接着外面的马路。

这时,只听见隔壁楼栋不知哪一户传出一声喝令,“干什么?”

V 跳了下来。我们回去了,彼此笑了一下对方,说待会我俩的照片可能就出现在小区群里了。不过此时,我的心情已经变得轻松了许多。

轻松来自于与现实的“解离”。譬如,翻墙,听起来就像是校园小说里才有的情节,还是不太高明的那种。而一个三十多天都将“散步”列为违规行为的城市,令人感觉很难想象它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我在说的也许都只是脑中的想象,一切都未发生。人们可以轻松地出门,此刻就去散步。

为葱理发

我下面说的都是极小的事,在此刻荒谬的现实里根本不值得一提。

  1. 为葱理发

上海封控前一天,我们家决定进行最后一次新鲜蔬菜采购。

那时候家附近的菜价已经高出平日几倍。鸡毛菜 13 元/斤,菜心 12 元/斤,番茄 9 元/斤。我们在家附近散了一万步,确定了最便宜的那一家店,但是晚上已经卖空了,只剩下极其可怜的几株花椰菜。我问了老板,他们清晨七点开门。第二天,我睡迟了,出门大概八点多,匆匆骑自行车去店里,发现昨夜不知道怎么了,店里没补全货,只剩下新鲜茼蒿菜。挑了两捆,结账 24 元。

茼蒿菜从塑料袋里露出叶子来,我戴着口罩,提着它,走在少人的新华路上。男人坐在川面店门口弹手碟,叮叮咚咚,空灵的声音从马路对面传来,又被车流打散气力,在我耳边变得零碎。

我和室友阿江说了前方失利的情况。她那天还要出门去上班,匆匆忙忙出发,和我发来线报,小区楼下原先卖水果的店铺有很多新鲜蔬菜,许多人在买,她挤进去买了生菜、杭白菜、鸡毛菜、菜心和一大捆葱。等我到了小区门口,她把菜往我手里递,把我骑来的共享单车夺了去,骑去地铁站了。一个上班族,“事了拂衣去”。

我回家整理,腾空、挪移,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自以为完成了一项功绩。坐在座位上看到有推送已经在教大家如何给食物保鲜,指导得格外细致。比如茼蒿、鸡毛菜这类比较脆弱的绿叶菜,需要洗干净后彻底擦干水分,用厨房纸巾包好,放入塑料袋,这样在冷藏室中能储存一周左右。

我转发给阿江,并且坦白“我都直接放进冰箱了。”她发来质疑:“那看攻略的意义是?”

当天晚上,我们思考蔬菜保鲜的时候,她首先说,最重要的是葱。没有葱,做不好任何菜。于是开始搜索水培养育葱的教程。找了一个直径五厘米、原先装干香菇的塑料桶作为容器,把葱放进去,放入没过根部,但不至于浸泡太多葱白的水。她郑重将其交给我,并嘱咐说:“你这几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葱养好。”

我心想,简单。

第二天我起床之后就给葱换水了,又去邀功,阿江说:”倒也不用那么勤快。”

阿江烹饪手艺极好,而且都做”大菜”,意思是那种上得了宴请宾客台面的那种菜。比如我之前写过的秋天时第一顿的肉蟹煲。我们小区三月底被隔离过 48 小时,后来解封了两日。为当时看来“只是”足不出户的四天,我们准备了不少物资。

那几天里,吃了黄酒炖软糯猪脚、玉米虾干红烧排骨煲、辣蒜蜂蜜翅根。收到第一轮免费物资里的带鱼当晚,就吃上了糖醋炸带鱼。

全仰仗她的厨艺。

比我自己平时自由职业在家,吃得好多了。

不过,第二天、第三天,就像我们看到的坏信息愈来愈多一样,在每天换水的情况下,我观察到葱的状态越来越不好。枯黄的痕迹变多,它无精打采。

四月四日,我看到医生自杀的信息,看到无人照顾的病人如何因为自己的痰堵在气管里而慢慢窒息离世,看到需要靠抢夺才能得到物资的方舱医院还有布查屠杀。

“这世界就有这么痛苦。”

而我们安居在家里吃饭。

有几餐我开始自己糊弄着吃,就餐从“美食模式”回归到“生存模式”,比如下点馄饨、炒点江西米粉和煮鱼丸蔬菜汤。葱在我的房间里,和其他植物相比,是一个病怏怏的人。

我和朋友们密切、频繁地聊天,关注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的信息,困惑、不解,在一段时间找不到语言描述自己的感受,然后紧接着是愤怒、悲伤、无力。又或者,在心底里,我认为遥远旁观着的自己不配也无法理解当事人所承受的苦痛。

我在房间里踱步。我们之前收到的土豆已经发芽了,每一颗。看到葱。我心想,它也许不只就这么烂下去一种命运。而它对我们而言,也是那么重要。在排骨煲揭开锅盖,热气往上飘飘而起的时候,剪进新鲜葱段,是在开动之前,赋予食物灵魂的最后一步,就像拔下猴毛之后要吹的那口气。那时候我已经感到第二天不会解封。而一旦这个曾经对在这里生活的2400万人许诺过的话语都被打破了,那后续能期待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没有新鲜的葱了,要保护它,要让它活着。

我重新将葱一根根洗干净,剥除了外部坏掉的一层,也把枯萎的葱叶都剪断,放入水中。

第二天,情况似乎变得好。剩下一半的葱看起来比之前更精神了。再往后一天,葱们似乎变得更高了。我继续照顾着它们。每天会在水池边,用剪刀把枯黄的部分剪去。那感觉怎么说,有点像是给葱理头发。我照顾它们的方式,剪短、打薄,然后再针对每一根做细节的修剪。

我们的冰箱渐渐空了,在盘点还有什么存货的时候,发现冷冻柜里还有一包鸡腿肉。阿江用家里的空气炸锅做了一盘辣子鸡,上面撒着白芝麻和葱粒。那天晚上还有蜜汁胡萝卜和清炒杭白菜。灯光照在餐桌上,就像曾经挥霍过的那些相似的夜晚。

如果只看餐桌,谁知道我们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吃这顿饭呢?我此刻吃饱,不代表这里没有人挨饿;我此刻跪地流泪,不代表苦难不在身边发生。而很多人都在尽力保持着自己生活中微小处的“不变”,那些“不必需”的,来度过这“变化”剧烈的大时代。

之后几天,我都记得为葱理发,它们的长势倒是真的变好了。今天是四月九日。我们还在家中,无法自由地购买生活物资,别说葱了,也没有其他。从未想到会在2022年的上海发生的“计划经济”正在以一种钢铁般地意志至上而下实行。

而在封闭管理四天之后,5号新增 16766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号新增 19660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日新增 20398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我们不知道四月是否可以走出小区。

2. 偷偷开门的人

还没写完。

被三文鱼打倒之夜

阿江被打倒了。晚上十点,穿着卫衣,躺在床上。

打倒她的三文鱼料理,还摆在厨房台面上,用无印良品的玻璃宽口碗装着,柠檬、洋葱、蒜蓉,冰鲜三文鱼肉。其中一块被筷子撕成两半,还剩下一半留在里面。

下午我在微信上收到她的信息,“帮我把三文鱼拿一半出来解冻吧”。一小时后,她下班了,又发了一条来,“解冻了吗”。我说:“拿出来了。”

等她到家的时候,我还在做一个电话采访。对方是一位摄影师,有着柔软与破碎的特质。他说自己时不时会想起童年里的一幕,他独自一人,在空旷的外面,不知为何忽然开始流鼻血,红色液体带着一股腥气涌出体外。一位男士走过来,帮他止住了鼻血。那是他曾经感觉到“柔软”的一刻:陌生人会关心自己,伤痛与流血可以被止住。 

在他的照片里,尽管这次出于商业拍摄的目的,但画面里仍然有很多他个人风格元素的应用。仙人掌的刺全都被拔下之后朝向多汁的内部、红色的长指甲嵌入尖钉、一棵树丛破沙发内生长出来……他说柔软的对立面不是尖锐或脆弱,而是支离破碎。只是柔软与破碎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体内。如果是看到破碎,也许很难应对这个世界;如若只看到美好,张开双臂拥抱,可能会抱住一丛荆棘。“要知道自己用什么状态去面对,才不会让自己破损。”他曾经做过很多与爱有关的摄影创作,但他认为那些都“与爱无关”,“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停顿了几秒。在上一个问题,他说我还活着就是一种柔软的证明吧。而他的确是走过死亡的人。

结束采访之后,我去厨房看,阿江面前就摆着今晚的三文鱼料理,而她正在看手机,似乎是在查菜谱。我们聊了会。这段时间上海疫情再次袭来,她工作的小组一共六个人,两个人下周被公司安排在家办公,三个人周末的时候被通知小区隔离,只有她一个人要去公司上班。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粒蒜,切碎,放进碗内,又尝了一口,说:“难吃!”

她看起来显得烦躁:“为什么会难吃啊。”

“难吃的三文鱼让我也尝尝。”我试了一小口,应该是冰鲜的缘故,可能鱼肉不够那么鲜美。

后来也没想,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等到我要洗澡的时候,去阳台收衣服,看到合衣躺在床上的阿江,诧异:“你睡了?”平时可不会睡得这么早。

“我没有。”阿江幽幽地说。

我说你该起床了。以前也有这样的时刻,她半夜要起来做其他的兼职工作,会先睡一会,让我叫醒她。而每次我叫了,但她自己又回笼睡过去,第二天还会找我“算账”:说好叫我起床的怎么不叫?我说我来叫过啦。她说,不算,叫我起床就是要把我叫到起床。

这是我们今年互相换了房间之后,第一次她穿着上班的衣服躺在自己的床上盖着被子。“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想着今天晚上回来要吃三文鱼,想着要买什么配料回来,还特意嘱咐你两遍要解冻,就是想着今晚回来吃着三文鱼,喝着白葡萄酒。现在什么都没了。”她说得极其认真。没有吃到满怀期待的晚饭,这对上班族而言,是一个毁灭夜晚的打击。

饿着肚子。她说:“我是不是要起来做个炸年糕?”

“对,起来。”

“不行,要是年糕也做得不好吃怎么办?我今晚没办法承受第二次失败。”她幽幽地说,然后开始用佟湘玉的口吻说,“当初我就不该来这里……来这里之后……”

小猫脚步轻盈地在房间的木地板上走过,这一个被三文鱼打倒之夜。

小熊

我在情人节买了一只小熊。在商场,坐自动扶梯直达二楼之后,那家迪士尼的直销店就在右手边。那天表妹来上海找我玩,我们一只脚刚踏进店门,眼睛就看到货架上摆放着的粉色的小熊。它的耳朵、身体、衣服和手里的蜂蜜罐都是粉色的。耳朵上还别着一朵樱花。

谁能拒绝拒绝粉色的小熊呢?

我们挑了很久,在究竟是买小的钥匙圈玩偶、二十厘米高的玩偶还是六十厘米高的玩偶之间兴奋地犹豫。旁边一个不认识的女性,主动提醒我们:“我之前买了一只小型的,但是这个款式比较容易弄脏哦。”然后她挑了一个粉色小猪的小玩偶走去结账台。

在这里,小熊是星黛露,也可以是巴斯光年或者史迪奇,都是受人喜爱的角色。如果你站在玩偶店里,你一定能感受到每只玩偶——尽管有很多相似的——眼神都是不同的。尽管都是黑色塑料片,但是有的眼神稍微偏左或偏右。我们在店内至少挑选了半个小时,后来不仅买了粉色的小熊,还买了一只带着栗色帽子的原版小熊。被我们抱在手里的那两只,眼神闪亮,像是直接地望着我们的眼睛。它们不用说话,就充满确定的爱意。

粉色的小熊我送给了表妹,她第二天会带着小熊从上海回杭州。一路上她都称呼小熊为“噗噗”。

我终于忍不住,问她——“你是一直习惯这么称呼它吗?还是因为避讳?”

表妹是零零后,今年刚满二十岁。她听到这个问题,有种不知道问题由何而来的疑惑,说:“大家不是都这么叫的吗,噗噗熊,多可爱呀。避讳什么?”

我简单解释了一句。她说:“是吗?”话题没有继续下去。

我和朋友分享小熊的照片。朋友说第一次见到粉色的小熊,后面跟了一句“仿佛是为了规避审察的颜色”。我在聊天框里告诉她,我还买了一只审查色。她说:“自我审查吗?”我说用来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审查。

我拍了一张和可爱小熊的合照,发给另一个朋友,她看到说:你情人节竟然和他过。

真是恐怖的一句话。我觉得我再也无法发出这张照片。

知道隐喻,人们很难单纯喜欢一只小熊的可爱。

在我家的表姐妹之中,我不算是最喜欢小熊的那个。我有一个八零后的姐姐,她的微信头像就是小熊。去年她刚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在休完产假之后,从原先忙碌的乡镇工作调换到了县里的一个部门,据说工作内容将更为清闲,工作压力不至于像之前那么大。我和她有一个共同的群聊,在她生了儿子之后,我和另一个表姐经常在群里看到她发来的儿子的视频,或者和儿子有关的笑话。我们那个群一直没有起群名,有一度我在想要不要将群名改成“米团后援群”,方便搜索,米团是她儿子的名字,但转念一想,我不想用任何方式传递和加强一个人生了一个儿子多么喜悦。我告诉自己,我应该更在乎我的姐姐。我尽可能地回复她在群里发的消息,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她的孩子真的多么可爱,只是我希望她知道自己的感受有人回应。

春节在家时,母亲向我转述姐姐这一年带孩子的经历,说起姐夫如何不帮忙。“当时生的时候,要逼着生,生了之后晚上都不带孩子”,而住在一起的公公婆婆又是如何置身事外。有次姐姐生病,下不了床。但儿子还是缠着她抱,其他人也没有要为她分担,于是她那三天就坐在床上,抱着儿子,哄她,被他占据。在麻将桌上,姐姐向春节才回来的家人开玩笑地形容自己那几天“手都抱断了”。母亲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些哽咽,“我多么想帮她。”这样的故事多么常见。

前几日,我看姐姐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小时候是喜欢,长大了就是情怀,2022糟心的事那么多,没有什么事是买一个小熊维尼不能抚平的,只可惜到处都买不到这款噗噗。天意如此吧!印证了那句话——成年人的世界唯有发胖和衰老是容易的,其他事哪有容易的!”

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看到没人在她这条朋友圈下点赞。过了几天,想到她说的话,我打算把留在我这里的小熊寄给姐姐,还给她准备了另一个礼物。既不是她的生日,也不是什么传统节日。我在卡片上写,“春天快乐。多晒太阳,心情愉快。”

把小熊安置好,装在袋子里,递给快递员,小熊的眼神还是那样天真、无邪。

“你知道小熊的隐喻吗?”这句话我没问过姐姐。

生活的,即是政治的,当然。我已没法抛除隐喻,每天和令人精神抑郁的现实共存,愤怒、无力,被剥夺又羞愧于自己“幸存”的状态。把小熊寄给仍然可以只单纯看见它的可爱的人,我选择这么做。或许有一天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命名生活中的每一种苦难,说出他们的名字,说出不公的事实,指责生活中具体的暴力,也反对暴力的建制。我竟然还有这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