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写了三年英文小说,希望2021年可以把平乐镇最后一部中文长篇写完|写作者访谈

作家颜歌说她的生活被明显地分隔成了两个时区。

居住在英国,她的早晨正好是中国的下午,她会用这段时间在微信上回复国内的信息;晚上则用 Whatsapp 和欧洲的朋友联系。“生活中是这样,写作上也是这样”,在过去的三年里,她所有的创作都是用英文完成,今年内会将自己的第一本英文短篇小说集定稿交付给文学经纪人,同时她的平乐镇系列故事的最后一部长篇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她感觉自己对中文写作重新产生了一种渴望,她希望可以在明年完成它。这种状态,她这么形容:就好像是同一个主机,但是有两个系统在体内运转。

某个时刻,也许是屋内一壶热水正烧好,颜歌站在英国的房间里接听一通来自中国的电话,她会感到自己体内有某种挣扎,“哪个我才是真正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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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当颜歌和身边朋友说,她决定要去东英吉利大学攻读创意写作的 MFA 学位之后,朋友们都觉得她是不是疯了。1984年出生,颜歌从10岁开始发表作品,2002年获得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后,2012年被《人民文学》评为“未来大家TOP20”,陆续出版了包括《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在内的七本长篇小说、两本短篇小说集。和她同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大多在进入三十岁之后,就过上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她却在那时决定要“变成一个新的作家”。

颜歌觉得这是她的天真与奢侈。

颜歌对英美文学界并不陌生。2016年,她已经在英语刊物上发表作品。当她的爱尔兰丈夫问她是要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去爱尔兰的时候,虽然面前摆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录取通知,但她还是选择去了爱尔兰。在她看来,欧洲的文化氛围吸引着她,而且自己之前的生活经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大家认知里的“大国”,但在爱尔兰这样的“小国”生活,会有更多机会接触周边不同国家的文化。

于是后来颜歌申请了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小说专业,这个曾经培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学校,成为了这个专业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但接踵而来的校园生活,并不清静悠闲,反而有种“军事集中营”的意味。

第一年是最忙的。因为还要照顾一岁大的孩子,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准备自己的午饭,和孩子一起出门,把孩子送到大学的附属幼儿园后,自己去图书馆里工作。在写作工坊里,每隔三周,她需要提交一篇五千到六千五字数的作品参加课程的工作坊讨论。而不用提交作品的那两周,则需要非常细致地阅读同学们共计两万字左右的作品,至少读两遍,然后给每一篇写评论。除此之外,还有一门选修的文学课程要完成。

到了下午五点,她会准时去幼儿园接孩子一起回家。在国外,没有人帮忙照料,也不太有外卖可以点。孩子小的时候,单独给孩子做好辅食晚餐后,自己就用微波炉加热超市买回来的餐食,因为没精力再做一顿晚餐了。哄完孩子入睡后,如果晚上还有未完成的工作,会熬夜到两三点。然后在下一个清晨六点半醒来,开始新的一天。

那段日子里,她就像是在铁轮子里不断奔跑的仓鼠,总在赶一个又一个时间节点,甚至常常感觉自己要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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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英吉利大学系统的、密集的英语写作学习,对颜歌来说,仿佛召唤她回到了每天背诵古文的孩童时期。

从8岁开始,她几乎每一天都会被家长抽背《古文观止》、宋词或者苏东坡散文的内容,摇头晃脑。那时候也会觉得恨。但后来她觉得这也是一种“童子功”,她从那时开始培养起对中文这门语言的感受。这几乎是刻在脑子里的。

现在回想起自己从小出生的郫县,颜歌第一个想到的画面就是县城里的泥巴路和总共只有四条街的县中心。那是 1990年前后的郫县,”一切都是破破的“,但是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不复再现的亲密感。

虽然颜歌很早就在文学界得到了关注,但她认为自己作为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是《五月女王》,那也是“平乐镇”第一次以地名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在此之前,她尝试写过很多种不同类型的作品,题材差异都特别大,当时出版人批判她的风格过于多变,会让读者感到迷茫。直到创作《五月女王》的时候,她的作品里开始出现了平乐镇,她开始把对家乡的记忆加入其中,加入方言写作,也才开始有了一个稳定的作家声音。

平乐镇,这个想象里的文学地点,和郫县一样,位于川西,是一个城乡结合部,人们的生活只在几条主要的街道发生。在写《我们家》的时候,她在成都生活,已经没有太多小镇生活的真实体验,但是她热衷于搜罗各种四川言,听到有意思的“脏话”也会立马记录下来。

今年8月,她的平乐镇三部曲《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被理想国再版了。颜歌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她的父亲,却得到父亲的追问:你什么时候出新作品?

她构想中的平乐镇最后一部曲的故事发生在2010年,站在现在来看,又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颜歌形容这也许也是她在创作上的一个诅咒,“只能写和我在时间上有比较远距离的过去”。

颜歌希望2021年可以完成它。


以下是我和颜歌的对谈,里面分享了她对双语创作的思考。

Q:可以透露下你目前手头的创作计划吗?

A:目前我还是暂时在英文的创作计划表里。我希望可以在2020年结束之前把我的英文短篇小说故事集的定稿交给我的经纪人,然后我的英文创作可以告一段落,2021年里把平乐镇的最后一部曲写完。

这部小说我可能写了有5、6年了,计划写十五章,目前是写到了第十章,是关于东街的故事。因为《我们家》的故事发生在平乐镇的西街,《五月女王》的故事发生在南街,《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的小故事都有点像是在为我接下来要写的这个长篇做准备而写的一些短篇。因为平乐镇的政府就在东街,所以故事里的两个主人公里,其中一位是快退休的县志办副主任。

Q:今年要完成的英文短篇小说集会是一部怎样的作品?这是你的第一部英文短篇小说集。

A:我希望这个英文故事集最后有九个故事。我最近看的很多短篇小说集都是九个故事组成的,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数字比较好。我现在有一个半成稿,是 MFA 毕业时交了八篇故事,在这个基础上,我还有一个中篇要写完。

我觉得我开始用英语写作之后,好像又变成了一个新的作者。在英语世界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写作者,这个事情可以由我来重新定义。所以在英文短篇小说集的故事,和我之前的作品的气质可能挺不一样的。其中有两篇故事背景是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则发生在海外各地,比如都柏林、纽约、斯德哥尔摩和伦敦。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去尝试一些不同的状态,寻找不同的写作声音,重新发现自己新的作家身份。

Q:你曾经表示自己抗拒过用英语写作这件事,后来是怎么决定接受它的?

A:我当时想要用英文写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写的素材、事情,它都是发生在英文的世界里。这个事情从发生到思考,都是在英文的状态里存在,所以用英文来写,是最自然而然的。

我用英文创作并不是想重复我在中文世界里写的东西,而是我就是想要当一个新的作家。

Q:在用英语创作的阶段,现在还会有困惑吗?

A:我到现在偶尔也还是会抱怨,觉得我不想要写英文了,我想要写中文。因为写中文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喜欢写作,我用中文来写作。这个逻辑链不需要有什么形而上的、拷问灵魂的思考。但是英文不是我的母语,而我用中文写作写了很多年,为什么现在突然要用英文来写作呢?这个“为什么”就是我一直不能回答的。我经常用这个来拷问自己。我会不断反问我自己。这不是一个自然的选择,所以经常对自己有这种存在主义的拷问。

Q:是否想过也许以后会放弃其中一个身份?

A:我觉得我当时开始写英文的时候,存在一个美好的幻想,觉得自己又可以写英文,又可以写中文,是“both……and”的状态,不用去选择。但是在现在,会觉得有分裂感,觉得自己是不纯粹的,觉得自己好像两边不是人,两边都有点不够完整的感觉。

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身份的流动性,当我比较乐观的时候,会想也许就是现在世界发展的一个方向。两三百年前,我们可能没法想象中国人会在世界各个地方居住。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变得很普遍了。再往后,像我这样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切换、游走的人,会越来越多。只是现在,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里,还是相对比较少的现象。所以现在做这个事情的这一批人会有点尴尬,不知道它会往什么地方发展。但这个群体往后也会变得越来越多。

一个人肯定不是单一的,作家的身份、社会的身份和个人的身份都是流动的,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件事情就很自然。虽然我确实是还在挣扎。

Q:因为你对中国和英国的文学圈都有接触,这两个环境有哪些让你觉得有明显差异的地方?

A:不管是在中国的文学圈还是英国的文学圈,当真正进入到文学内核的时候,大家的感受是相似的,我们对这个艺术形式的执着是共同的。

但是确实在其他地方有很多差别。前段时间我在 Twitter 上和一些人有过讨论,英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发表还是没发表,都是一个很漫长的合作过程。在英文世界里,大家会非常正常地把没有完稿的作品,给其他人看。可能是你的工作坊同学或信任的其他作家。大家会互相提意见,互相交流没有完成的稿子。你的文学经纪人看到你的完稿,也会给你提非常详细的意见。当然最后采纳不采纳,决定权在作家自己。然后你们会打电话讨论。如果双方互相都满意了,那么这个稿子会被发给一本杂志,然后杂志的编辑,会再和作者进行新一轮的讨论。这个过程是非常精益求精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东西好,但是还可以更好,细到标点符号、词语,各种推敲。甚至有时候我都有点觉得过于执着了。

在中国发表作品,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一般都是我自己写。基本上来说,没有完成的作品,是不会有人进行讨论的。作家见面会聊文学,但是不会讨论对方正在进行的作品。

中文的编辑,当然也会改稿。不过我写作了这么多年,出了这么多作品,可能就被编辑提了两次意见。所以你会发现在中文的世界里,大家好像对作家的内部天才和作家本身的神秘力量是有推崇了。大家把这个活都交给作家了。

我在其他的采访里也说过,“我是我自己的评论家”。特别是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作为一个少年作家,一个80后作家, 没有人特别重视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评论家会来看你的作品。在这个情况下,我对我自己会尽量严格要求,做我自己的评论家。写完之后,回过头去看,有什么值得改进的,下一次的作品里应该怎么样。当然,这个对作家来说压力很大。我觉得中文的很多作家也是非常自律,很多稿会磨很多年。

但从文化上来讲,它不会去鼓励合作的过程。而且我想中文的特性,就比英文更抽象一些。我们的语法没有那么有逻辑性,这不是一个批评,而是我觉得中文可以达到一些非常诗意的、离开地面的状况。这种抽象和模糊性,可以为这个语言的书写带来非常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是英文没办法达到的。

Q:谈谈你在东英吉利大学读创意写作的 MFA 的经历,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A:我变成对细节强迫的人。我曾经开玩笑说,从这里毕业之后,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Proof Reader。

在我来这个项目之前,我的英文是在普通人里面已经算很好的状态,不会有英国人、爱尔兰人和我说你这个句子说得不对。那时候我也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爱尔兰时报》写过稿。但是当我进入 MFA 项目后,也是因为这里特别学院派,所以对文本本身精益求精的坚持简直到了令人诧异的程度。比如说缩行,我有时候会多缩半个空格,结果每次都被给我看稿的老师、同学发现这个特别细微的差异。

当然,任何的规则都是可以被挑战和颠覆的。有一个学长和我说过读 MFA 这个项目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学习所有规则,第二个就是把它忘掉。第二个过程更重要。当你毕业之后,要有一个时间去排毒,把这些非常繁复的、细微的规则全部忘掉。

Q:你提到在校园里作为少数族裔会感受到“压抑感”,具体会体现在什么经历里呢?

A:比如英国人对他们很引以为豪的英语的正统感。他们对评判“什么是好的短篇小说,什么是好的英语文学”的标准就是莎士比亚,昂格鲁文化的正典。有一次我去一个研讨会,与会者有人提出要让大家一起讨论《李尔王》,当时的语气好像是默认所有人都应该看过原著一样。这就好像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去质疑对方竟然不知道李白是一样。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虽然现在英国的大学近几年也在提倡“去殖民化”,重新定义英文“正典”,但还只是在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

我第一年的时候还蛮忍气吞声的。到第二年,我开始直接提出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合理。我不会去写一篇写得像是英国作家写的小说,因为我不是英国人。我会去使用这个语言,但是我不会去对这个文化投降。

Q:这几年你一边读书还要一年带孩子,怎么安排自己的经历和时间?

A: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没有无聊的时间,会觉得有休息的时光呢都是一种奢侈。现在我的孩子一周上三天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又很贵,折算下来一天可能要花六七百块钱人民币。真的是字面上的“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孩子一去幼儿园,我马上会找地方坐下来工作。虽然坐在电脑前,可能没有真的写出来多少,但是我的工作时间是满的。我肯定是在工作,或者试图在工作,我绝对不会在玩或者在上网什么的。

有次有人问我会不会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当然会写不出来。但写不出来,也得写。不过我现在写不出来的状态肯定是比以前要少,被逼的。有句话说 ,如果你想要让一个事情做完,去问一个很忙的人。好像反而是这样的,很忙的人,时间会安排得更好。

Q:你现在也会在英国去教授一些写作类工作坊,接触到很多素人写作者。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

A:我在这边和一些机构开过几场工作坊,有时候可能是会以“如何写对话”、”如何写小说的开头“等为主题,然后招募来20人,有的学生他可能本职是在税务局工作,但他就是对写作感兴趣,愿意来参与这种活动。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大家会培养自己除了谋生的工作之外的兴趣,会在这个兴趣上面投入很多的金钱和时间,以及由此产生自己的社交圈。

其实每一个写作者最开始都是素人,和我一起读 MFA 的同学里面有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她已经有一个博士学位了,但是因为有作家梦,又来读研究生。我最近也在参与爱尔兰写作中心举办的一个文学奖评选,收到三百多份投稿,很多都是素人作家自己写了一个长篇小说来投稿的。

中国的纯文学界的门的确关得比较死,不太倾向于把这个门向外面打开。我想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毕竟是一个东亚国家,儒家传统很重,塑造了一种要尊重年龄和资历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有很多年轻作者通过在网络上发表或其他方式,可能闷声不响赚了大钱,在商业上得到一些成果。一方面是一个纯文学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一个商业的世界,两者可能还隔着很远的距离,不愿彼此了解。但是在英国,据我的了解,这两个世界还是有对话的。

Q:你对2021年的规划和期待是怎么样的?

A:我在提交了 MFA 作品之后,我身边的人都说你应该休息一下。我的好朋友上个月也和我说,你这样会出问题的,要休息。我也是觉得我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安排一下,希望最近能够尽快把英文小说稿写完,我现在非常想写中文的小说稿了。可能这两件事情做完之后,我会休息半年时间,每天就看看书,不要写东西。

漫长的复工第一周

2020年2月10日,是官方通知的春节后复工第一日。虽然依然有绝大部分的事业单位选择让员工在家隔离、远程办公,但仍然有一部分企业的员工自那天起,开始恢复了在办公室工作的日常状态:每日通勤、和同事见面。不少人在出门前心里依然有惊惧,因为目前各个城市的危险警报并没有解除,传染的风险依然很高,有的小区进出需要检查出入证,甚至复工证。 我采访了几位今年第一批回到办公室复工的人们,了解他们在这个特殊时期走出家门上班的状态。

文/万千

出门

2020年2月10日,7点10分,在沈阳的陈数开车驶出了小区。原先早高峰的时候,路上都是车,但今天道路畅通无阻。

这是今年单位通知返工的第一天。前一日他在工作微信群里看到同事开始向员工统计准时到岗情况。陈数心里有些担心,试图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向领导请假,但被拒绝了。

领导问他,你发烧了吗?

在这个特殊时期,谁也不敢随便说自己发烧了。陈数回复说,自己有点拉肚子。

领导说,不碍事,你还是去上班吧。

一路上,他见识了沈阳最空旷的大街。路面上车虽然很多,但都是静静停在一旁。

与此同时,李俞也正从上海的家里也开车出发去往公司。她是某运营商公司的客服主任。客服是一个全年无休的职业,这次疫情期间,单位基本上也都是以排班制安排了不同的同事轮流到岗。上班路上,驾车需要花40分钟。在从南北高架转延安高架的时候,李俞发现路面开始堵车了。心里有些奇怪:上海有这么多人在今天出门复工吗?

这几日,单位并不检查考勤,但她觉得“上海人上班很自觉的,一上班很多顾虑都放下了,不迟到成为首选。”

地铁门打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涌进口罩背后的鼻翼。虽然这个车厢一共才三个人,他还是选择站立在车厢的一块空地上,扶手什么的都不拉,直直地站着。

整趟通勤路,大约半小时。不知道为何,今天的时间过得比以往都更漫长。

体温枪和口罩

陈数遇到的第一个排队高峰,没有出现在马路上,却出现在单位的门口。

好几个人在保安室门前排着长队。原来是因为要给每个人测体温。轮到他时,那只体温枪凑近他的额头还没多久,保安收回去急着查看数字。

“你的体温有些偏低。”

陈数心里一紧。但只听保安继续说了下去,“25.2度。”

他当下气得笑了出来。负责检查大家体温的保安也是临时受命,还没有弄懂怎么使用体温枪。沈阳2月的早晨,气温还维持在 4 度左右,早晨所有被这位保安被测过体温的人,没有温度高于 30 度的。

和测体温一样,2020年返工日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从早到晚。

陈数唯独看到一位同事坐在座位上之后把口罩摘了下来。没过多久,他起身喝水,也发现戴着口罩还是不方便,于是想摘了。办公室氛围好像没有对不戴口罩这件事那么“如临大敌”。他心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不戴一会。

但后来,还是戴上了。这个口罩是他自己准备的。据说明天,单位会发口罩,每人可领取一个。

肖成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家做企业服务的单位上班。原先公司通知的是2月3日复工,但后来往后延期了一周。在上班前一天,他还在想会不会明天又收到一个通知,说不用去上班了。

肖成到单位之后,隔着口罩,和同事说了一声“哈喽”。隔着一层口罩,不太能察觉每个人的表情。

来到办公桌前的第一件事是大家按照单位的规定把桌椅拉开,彼此之间保持更远的距离。2月5日,北京下了一整夜的雪,在街上积了厚厚一层。复工日,他所在的北京办公室里的空调照常开着,只不过大楼物业说会负责定期对空调滤网进行消毒清洗。

而在有些地方的办公室,开空调成了不被允许的事。

毕立是在杭州工作的一名银行职员。冬天里,他走进办公室原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脱下厚重的外套,穿着西装工服在位置上办公。今年的复工第一日,作为办公室第一个到达的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窗户打开。

在沈阳,陈数的办公室也有一扇开着的窗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窗外吹进来的冷风。过了一会,有人提议“开空调”,引起了一阵骚动。别的同事说:“现在不可以开空调。” 空气不循环、密闭的空间,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对方不服:“我就要开咋了?”

陈数性子比较刚,起身去拿遥控器,把空调关了。

办公室里归于安静。在某一个角落,摆放着一桶含氯的消毒水,这是单位发放的,让他们自己按比例兑好之后,往地上浇。

工作

当被询问到不得不回到办公室上班的理由,陈数给出了一个无法反驳的答案,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必须要使用办公室的内部网络才能办公。

而毕立也提到相同的原因,在银行工作的他,主要负责处理企业国际贸易上和结算、融资相关的业务。“因为行业关系,我们内部的系统很多都是封闭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工作没办法远程来替代。” 他所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是国外的公司,对方并没有放假,所以在这段时期里累积了不少需要处理的业务。

作为一个由几十人组成的客服团队的领导,李俞手头的工作并非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能完成,但是今日是复工第一日,她认为自己是管团队的,还是需要来现场和其他同事“交流一下”,她认为很多时候人和人的交流如果只是远程在线,会达不到情感交流的目的。

客服属于密集型团队,而且专业性强,很难找到备员。在疫情期间,苹果公司发布公告说明关闭客服热线。但李俞的工作因为涉及到民众都会使用的通信业务,如果关闭了,老百姓在家万一遇到问题,就会和外面失联。

在第一天上班的时间里,她和同事见面沟通有没有疑难的用户诉求没办法解决的。据她了解,最近多了很多咨询在线教育和上网卡相关问题的电话。

如果说,还有什么异样,也许发生在午餐的时刻。

毕立在12点的时候准时走进单位食堂时,发现食堂被布置得有点像是考场。原先每一张桌子都配有四张椅子,大家可以围坐。现在多余的椅子被撤走了。一人一张桌子,座位和座位之间隔着约一米以上距离。

他点了尖椒牛柳、排骨萝卜汤和娃娃菜。吃饭前,先把口罩摘下,放在餐盘边。虽然也有相熟的同事就坐在自己不远的地方,但他们也只是简单打了一个招呼,没有说太多话。

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多久。

回家

肖成是地道的北京人,但是为了工作方便,在单位附近租住了一套房子。平时上下班他会选择搭乘地铁,现在特殊时期,改成骑共享单车,约莫半小时。

手套、口罩戴好,没有护目镜。这个口罩,还是家人前不久去日本旅游时买回来的,说不上什么型号,每天会换一个使用。

他本身的工作内容是为金融企业提供服务,今天配合着统计了他们的情况。这些企业主最大的担心,一是迟开工对业务造成的影响,二是返工潮会不会增加传染风险。针对后者,有人向肖成提问:能不能经由你们帮忙采购些口罩?“现在到哪还买得到口罩呀?”肖成想。

走进小区,电梯案件旁有一包物业摆放的纸巾。有规定说现在非常时期,电梯里一次最多只能四个人,方便一个角落站一个人。

在重庆工作的 Eric 下班后开车回家,被小区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早上出门急,他没有把复工证明带在身上。保安接到的通知是,没有这张证明,哪怕是里面的住户,也不能随意放行。

毕立回到自己在杭州租住的小区,站在家门口时,他小心翼翼地把一次性口罩摘了下来,避免不要碰到可能沾染病毒的正面,然后卷起来扔到垃圾桶里。衣服、裤子、鞋子、鞋底、背包都喷过一遍酒精喷雾之后,才安心走进玄关,去卫生间里用洗手液洗手。

对于很多人来说,回到家意味着一天工作的正式结束。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这个夜晚还很漫长。

身为重庆一家妇产医院的营销副总,Eric 说这个春节他们最重要的两个改变,一是响应要求,开设了“发热门诊”,负责接待疫情期间问诊的病人,另一个是紧急上线了“在线问诊”的功能。原先这间妇产医院的二楼总是坐满了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们,甚至有时过道都站着人。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都不鼓励人们在这个阶段来医院问诊,因而二楼空空荡荡的。

遇到一些需要和医生或其他同事直接沟通的事情,Eric还是宁可从家里去一趟医院,把事情当面办完才放心。

因为要处理各种临时突发的情况,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都保持着每天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其中至少要组织 4-5 场电话会议,和不同的人沟通不同的项目。

2月10日的晚上他还打了几通工作电话,最后直到凌晨1点多才睡去。

明天还要继续工作。

(文内受访者的名字均为化名,首次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三明治”2020年2月15日)

一位导演的自述:我们的行业从寒冬进入冰河时代

2月1日,一纸红头文件宣布在新冠疫情期间,所有影视制片公司、影视剧组及影视演员应暂停拍摄工作的通知。我采访了一位电影导演。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拍过最近网络流行的一些影视作品,他也正带领一个团队进行创业。作为导演、连续创业者和一家小型影视机构创始人,他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焦虑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健康,那么作为一个创业者,你就要焦虑你整个团队的生命是不是健康。”

以下是他的自述:

今年的贺岁档票房定格:0

每年过年的时候,影视从业人都有一个强迫症,就是每小时会刷猫眼专业版App好多次,查询实时票房。在过年前,我们一帮电影人还在打赌,赌今年贺岁片哪部电影的票房是冠军。

现在你去刷,那个数字不动的,就这么一直定格在 0 上面。

年前的票房冠军是《误杀》,到大年初一,票房冠军还是《误杀》。这现象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了。

说实话,我们行业的寒冬从2018年收税、2019年大量片子播不出来、被延档等事件就已经开始了。2020年年初,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的影视界不是进入“寒冬”,而是从“寒冬”一下子掉到了冰河时代。

关于近期暂停拍摄电影电视剧这件事,我们比公众知道得略早。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了解到有一些剧组还在跨年拍摄,当时就看到有些演员在嘀嘀咕咕,说怎么还不停拍?到了初一、初二之后,绝大部分的剧组都已经停工了。然后我就看到广电总局发的红头文件,限制了所有剧组的拍摄,“谁拍谁负责”。

可能普通观众不太了解,所有剧组拍摄都有收声的要求。收声,意味着要把现场所有的门、窗全部堵住。你可以想想,在一个空气密闭的情况下,几十个人处在同一个房间里,在疫情爆发的时刻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在拍戏现场,化妆师给演员长时间化妆的时候,脸是需要贴得很近的。虽然专业化妆师会戴上口罩,但是在非常时期,这种距离的接触还是很危险。而且演员演戏的时候肯定不能戴着口罩演吧,即使不拍吻戏,就连正常地说话,两人离的距离也很近。

而且本身拍戏也是聚众。现在一个小剧组的规模也有个一百来人,大的剧组至少要两三百人以上。所以如果不禁止的话,很容易出事情。这我是很理解的。

但其实停止拍摄,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就不能工作了。作为编导,我们的工作一般分为前期、拍摄同期和后期三种情况。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有两拨人是暂时还可以工作的,前期和后期。前两天,我的一位编剧朋友说了一句比较幽默的话,“编剧是影视行业唯一还可以开工的工种”,因为编剧们平时也都习惯了自己在家写剧本,可能是全中国最习惯自我隔离的一群人了。

但当我把这句话发了朋友圈之后,有个做后期的老总就来和我投诉了,说:“你没有考虑到我们后期公司,我们也是可以工作的“,后期包括为影视剧做声音和做画面等工作的人员。

但其实编剧和后期,也都有一个问题:如果这笔订单做完了,后续还跟不跟得上?

实际上,这场疫情无非就是好、坏两个估计。好的话,可能是国家特别给力。一个月之内控制住了。坏的话,我想再坏这个疫情也不会久过春天的。气温升高,应该情况会有所好转。如果真的持续到春天结束,三、四、五月还停摆的话,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岂不是非常巨大的吗?

在疫情爆发之前,得亏行业的寒冬已经到来

我们团队这三年来的规模,本身就是在逐步缩减。从几十个人的规模,逐步缩减到十几个人的规模。在现在此刻,团队成员刚好十个人。半年前,我们还在上海一个影视园区里有一个三百多平米的办公室,每月的房租要交七万块。2019年中旬,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把办公室搬到复兴公园边上一个商住两用楼里,租金成本减少非常多。

但是规模缩减的同时,团队的产值竟然没有任何缩减。特别搞笑的是,去年公司还盈利了。这在之前还未有过。

现在很庆幸自己提早做了决定。所以在疫情来临时,我们并没有裁员,或者做经营策略上的重大调整。在疫情爆发之前,得亏行业的寒冬已经到来。

不过因为疫情,我们在工作上也做了一个调整。

原先通知的是大家2月10日复工。但后来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和所有公司凑热闹呢?在返工潮里或者上班通勤路上,会发生什么,这事情是不可控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决定把办公室里的人员分成三个小组,每组派一个人,一天有一个人来值班就行了。其他人都在家里,先观望一段时间。不然现在办公室面积也不大,十个人天天在办公室里戴着口罩的画面,想象起来也还是挺危险的。一旦发现有谁出了问题,只会更影响工作。而且,规定办公室同时不能有超过三个人在一起。后来,因为疫情胶着,我们决定再观察一周,干脆连第一周的值班都取消了。

然后我作为负责人,每天还是会去公司,采取“约见制”办公。如果我要见什么人,就单独约聊,最好电话。现在感觉,一个人的办公室还是很惬意的。

这个工作模式可以体现我们前期影视行业的特色。目前工作尚未进入到拍摄阶段,很多事情还能远程处理。但春节档那么多电影延期,其实对后面要拍摄和上映的戏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我也有一部戏会在2020年中旬开机,其实是蛮紧张的。因为我们的主要收入、事业的发展,都和这些戏有关,如果开不了机,就会是大问题了。

在疫情这个突发事件面前,我的第一个观点是自然主义的,人类太焦虑也没有用,要识相、自觉,顺应天时。另一方面,寒冬比往年来得更漫长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延长自己的冬眠时间,但是要想办法储备好充足的粮食和水。

比方说,影片如果开不了机,那么广告片是不是可以多拍一点呢?我作为一个导演,这两天也不得不和各种各样客户、广告机构联系,发发贺年片什么的。说实话,机会都是要自己跑动的。现在不让线下拜访,但好在有微信,可以在网络上多拜访一下客户,了解对方有没有预算、原定的拍摄计划有没有变动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绝望有用吗?没有用。只有行动,而且只能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出去行动。在一个公司里,老板往往是第一生产力。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原始社会的猎人,当经济好的时候,你可能蹲在那里,天上会掉好多大雁下来,但现在我们要走出去好远,去打猎,才能发现一只羊。

说到底,现在的心态应该要更务实。有饭吃,有戏拍就不错。现在不是你挑活的时候。一些不需要署名、可以单纯展示你拍摄技巧的商业作品,不仅有收入,而且又不会影响你创作的履历,这不是更好吗?

我有一个在做日语教育机构的朋友和我说他们公司就两个人,所以在疫情爆发后,他们对公司发展一点都不担心,两人把课停掉,互发工资,可以坚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曾经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总结出两点经验:

1.在这场疫情里,体量特别小的组织,可以生存下来,就和恐龙时代一样;

2.生存下来,熬过六个月之后,业务会迎来爆发性的增长。

这是我从他身上得到的启发。我觉得文艺界也是如此,此刻一定要体量小,然后活下去,就会迎来新生。

所有变化只会加速到来

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个春节也都和我的家人一起在上海家里度过。

我太太每天晚上12点在“盒马”抢菜,早上7点又设了闹钟在“叮咚”上抢菜,最近常常抢不上。我也很着急,据说喂动物的大白菜有点紧张,今天回去我得抢购白菜了。

从疫情爆发之前到现在,我可能属于这座城市里少数每天都要出门的人。因为我在公司里饲养了一些昆虫,本来公司里有个小伙子答应帮我去喂养,但是疫情爆发后,他妈妈不让他出门,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所以就我自己每天开车去一趟公司,给虫子们喂吃的。

从我家到公司,路程不远,开车大概一刻钟时间,全程不接触其他人。昆虫们每天的食物是大白菜,一般一棵大白菜够它们们吃一个礼拜。过年前,我一共囤了三颗大白菜,心想一定够的吧。我的公司本身放假时间比其他公司长,原定2月3日上班。

但是谁想到,现在还剩下一棵大白菜就不够了。

除了导演身份之外,我还是一个持续创业者,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公司。所以我不管在公司经营,还是在生活、育儿方面都是焦虑的,是典型的“三明治”群体。

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不焦虑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健康,作为一个创业者,你就要焦虑你整个团队的生命是不是健康。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肯定是很难熬的。我看到有一篇文章里,有人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说实话,我觉得这句话是有点在散布焦虑了,但对我们这些小老板而言,还有什么更好的形容呢,没有了。

在1月20日贺岁档还没因为疫情撤档的时候,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当时还写明了这是一则“妄语”:现在哪家视频网站,砸点钱把某部春节档影片票房给包圆了,也就是原来两部大剧的钱。然后打广告号召观众在家里看,中国奈飞(Netflix)也就顺势成了。

后来很多人去我这条朋友圈下面留言,说仿佛是徐峥导演听到了这句话一样。我想肯定不是的,可能是光头们的想法都差不多。徐峥那么聪明,他肯定能想到。现在看来,字节跳动就是吴三桂入关,在大家相持不下之际,突然以自己的资金优势杀进来了。

再后来,很多电影界的同行、发行公司开始发声,说这样不公平,分走了传统院线的一杯羹。我个人觉得这很正常。全世界都存在网络播映和院线播映的争夺,不是在中国出现的单独现象。奈飞(Netflix)在世界上也遭受不少国家的抵制。

这件事情本质上又和进化论很像。当老百姓知道过年可以在家里吃着水果,和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影之后,难道不会觉得这是多了一种渠道享受服务吗?

当然,传统的院线不能完全被取代,它有社交和很多别的层面的价值。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而这次疫情是催化剂,它突然把中国电影的网络播映往前推了一大步,但是暂时不会有质的改变。因为现在业界有一个观点,网络播放电影的票房还支撑不起大电影的投资。大投资电影需要好多个亿票房,相当于需要很多个观众付6、70元的电影票才能收回成本,如果网络播映只收取五六块钱点播费,或者靠平台收取会员费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不管是电影还是疫情后的商业动态,它都是很好的注脚:“所有的变化,不会因为任何事件的发生而停滞。相反,它们只会加速到来。”

(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三明治(china30s)2020年2月8日)

没有人可以被这个时代豁免

村口终于开始拦阻到访者了。

2月1日,在钟南山院士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的十天之后,及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级的城市宣布封城的六天之后,我的家乡所在的江西省十八线县城终于进入了最严重的警备状态。

我们驱车抵达的时候,封锁线就设在外婆家门口。那是一幢2016年刚盖起的三层楼房,起初有一个砌了围墙的院子,后来有人来说这里要建设“新农村”,家家户户要敞开,风貌好,于是让我们把靠近马路的围墙给拆了,但同意可以在路边种一排矮树。院子里,外婆还让人栽了两株桂花树。

我下了车,主动上前,问别着红色袖章的检查人员,应当怎么样签到入村。我看见那张估计是从村小学里搬出来的单人课桌椅上有一份写过字的文件,上面密密麻麻有一些名字和数字,但看不太清。也许是盘查用的。一旁还放着一支灰色的体温枪,往人耳朵上一放,就可以检测出体温。但坐着的那人,似乎并不想理我,一句话也没有接。另有站着的一人,朝我甩了甩手,示意可以往里走。

这在我的预料里。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候,乡村也不是一个能完全不顾人情的地方。即使他们并不认识我,但只要知道我是村口第一家人的亲戚,说上几句,总会放行的。

外婆就在院子里,单手拄着拐杖等我。

1

今年原先公司就提早就给我们放了长假,所以我在1月21号就和母亲坐上了回家过年的高铁。

在此前,我已听闻“肺炎”新闻,但是看到各方尚在确认中,还没有特别警觉。我从上海带了两个口罩回家,一个给了母亲。她在候车室里看到戴口罩的人数比往日多了许多,于是也戴了一会,但上车后就塞进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说不习惯戴这个玩什子。我自己从出门开始就一直戴着一个一次性口罩,从高铁、到K字头火车、到县火车站门口的载人电瓶车,这四、五个小时的辗转路上一直没摘下。但后来,看网上的科普才意识到自己把口罩白色一面露在外面,是戴反了。“误戴,细菌更多。”

但在那时,家里人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即将铺天盖地袭来的疫情讯息。在踏进家门、见到家人之前,我先摘了口罩,心里还有个念头竟然还是,不要让家人觉得这是城里人小题大做的“娇贵病”。

2

我是在大年二十九那天,接到表姐的电话的。她在附近一处乡政府里工作,前几年春节听她说的最多的是如何完成脱贫指标。外婆家后头就是村子里的一个居委会,我从没见过人在那办公,但是去年天气好的时候,去后头散步,看见那边立着一块信息告示牌,把一户户的贫困人口的名字、直接帮扶官员名字都列了出来。而今年电话那头表姐的语气,又焦急又严肃,我仿佛能看到她紧皱着眉头和我说:“你们最近不要出门了。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

我们交换了一些讯息,我才得知她听说在我们前面一个村子发现了一名从湖北回家的医生,那人是最近几天偷偷回家的,连家人亲戚都没有告诉,有可能是疑似病例,已经开始隔离观察了。“如果那个人确诊了,我这个春节有的忙了。”

我把这句话喊给家里其他人听。那时候我们还在外婆家里准备着过年,有人在厨房,有人在打麻将的小房间,有人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看电视。

表姐的话有一定的权威。家里的长辈们听了,开始感到问题应当得到更多重视,”难怪我看到说武汉都要封城了,之前SARS那么严重的时候,也不至于这样。这次不会比SARS还严重吧?“。

3

隔天,我去了县城里的超市一趟。原因是因为要为年夜饭采购一些饮料。

我过年的规矩是先在奶奶家,和这边的亲戚吃过年夜饭,然后去外婆家拜年。原先我们都住在县里,两家的距离在步行可达的范围,但自从外婆坚持搬到乡下,这中间就隔了8公里。我想到前一日在外婆家卫生间里连一瓶洗手液也没有看到,于是在超市购物时顺道买了好几瓶。回家经过药店,我钻进去问了句:“口罩还有吗?”

穿着白褂子的女营业员从收银台朝我走来,没有戴口罩,说:“有,还剩三个这种纱布口罩,你要吗?“

3元一个,我从货架上拿起看了一下。塑料薄皮上用浅浅的红字介绍,这口罩有24层纱布组成。但我清晰可见里边的网眼,心想,这要是面对面讲话有飞沫出来,肯定阻挡不了啊。营业员看出我的迟疑,补充了句:“其他口罩前几天就卖光了,大家都抢着买了。“

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家里一样,后知后觉。

付账时,我买了好几瓶喷雾酒精。回去路上,正碰到从菜场买菜回来的大姨,送给了她一瓶酒精,她像看着一个新鲜玩意一样看了看这个透明瓶身,但还是收下了,说回去会用。

4

与此同时,随着“武汉”封城,每天在网络上可以获得到的讯息让人已经开始深深感觉到事件转向令人绝望的发展。有人预估,这场疫情可能十倍甚于当年的SARS。

我对SARS印象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当年在奶奶家那个不过十平米的客厅里,生着一个小炉子,熏醋。电视屏幕里是胡锦涛在发言,鼻翼里钻进去的都是难闻的醋味。奶奶和我说,忍一忍就好。

表姐开始每天在微信群里和我分享“禁令”,不许串门、不许拜年、不许聚餐、不许打麻将。

但我依然每天还过着“流动”的生活,从县城的自家屋子去村子里的外婆家。

我看到一些在武汉封城之后,和家人关系有所化冰和解的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不能出门,而让中国近代所形成的小家庭模式的亲情纽带成为了对抗疫情时人们所能牵住的最后一根温情的绳子,但也有家庭是存在尴尬的。

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才可以承认我父亲的家庭和我母亲的家庭像油和水一样,完全无法融合在一起。他们努力着生活了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选择分开,但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在这段假期,母亲和我睡在一张床上,隔壁传来父亲的鼾声。每天上午母亲醒来,就想着去外婆家里,做点菜也好,打麻将也好,坐在院子里吃瓜子也好,但连早饭也不愿在自己家吃。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家人”了,但生活习惯这么多年也不相融。好在现在也算是一个在平权问题上比二三十年前有所改观的时代了,女性不用围绕着男性打转。母亲和我说过,她其实也不愿意春节回家。但是想到自己的老妈,都快九十岁了,总会担心自己也许陪不了几年了,所以临到过年关口,不仅早早决定回家,还给自己延长了假期。

因为这次疫情,父亲和奶奶几乎不出门。两人常穿着自己的那套棉睡衣,有时候看看电视,有时间玩玩手机,有时间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就过去了。话也不多。

我和母亲则几乎每日“流动”,搭自己家里其他人的车子去外婆家。“自己家里人的车,总归比较安全的吧?我们又不见其他人。”

村子里如果在街头看到有人,大概率都是没有戴口罩的。我想也是。口罩已经买不到了。

针对我这样的”流动“人口,表姐和我说,她们计划要在村镇里挂起横幅标语,警示、劝诫。

我给她发了某个群里看到的西北某市在街口高挂“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送死”的图片,拜托他们如果真的要做,请选文雅一点的句子。

5

大年初二原本按照习俗会举行的和村子亲戚的拜年聚餐,很自然地取消了。

大年初五那天,村里头有人闹事了。

吃完晚饭,我就听到大姨、我妈、小舅几个人在讨论这件事。带头闹事的人算起辈分来,在村子里也可以说是外婆的侄子。本来大家不打算告诉外婆的,正月里出了这种事,人还要被判刑,拘留个十几天,总是不吉利的。可后来外婆还是知道了,坐在沙发上,我看她用皴裂的右手揉了揉眼睛。

外婆每天不是坐在麻将桌上,就是坐在客厅里看中央三套的电视节目,喜欢那些唱歌、跳舞的栏目。她对疫情的信息基本全是靠听我们说的。

村里闹事的原因也和疫情有关,说是警察要征用村里的一块地方作为关卡点,劝退这段时间回乡的人。那人那天喝醉了酒,硬是不同意, 不仅不让设立点位,还推搡、袭击了警察,很快被人带走了。小舅舅是县里派出所的所长,听到这事,骂出一句:“没脑子。这让我面子往哪里搁。”

一辆5人座的警车,响着警铃,从村子通往外部唯一的马路上一溜烟开了过去。整个村子的人,开始把这次疫情的处理,看作是高级紧急的事件。

表姐还是像是一个急先锋一样,从大年二十九之后,就要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县里几个重要部门划分了各自的包干区,要负责排查区域内人员的身体状况和流动情况。在对市民的宣传、教育、管理的指令下,也毫不松懈,“不要在微信群内转发没有官方认证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内容”也要作为其中一条,刻意嘱咐。

有一天,上头一共更新了12份红头文件,每个文件的总文件名是一致的,但是括弧内的序号从1一直编至12,最后一份更新版本的发送时间是在晚上11点。

我问表姐,你们平时一天也要收到这么多文件吗。

她说自从2017年开始扶贫以来,这样的工作量是常态。

表姐在家族的微信群里和大家说,以后教育你们的子女,如果不好好读书,以后长大就要当乡支书。

6

后来之前县里那例疑似病症并没有确诊,表姐松了一口气。

但又听说隔壁县,有一个从湖北回来的和尚,节前在寺庙里摆了几桌酒席请客,县里有对母子去赴约了。结果那和尚本人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所有那天去吃饭的都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要是真的传播出来了,那对母子在县城里的活动范围还都是核心区域。病毒近在身边。这让大家又陷入了一阵惶恐里。

我大姨原先也是半个佛教信徒,大年初一都要去庙里拜拜。过年前,她听说寺庙因为疫情暂时关闭,也没有情绪特别激动,今年她“云点灯”,已经在手机上拜拜过了。

我发现我母亲这个假期每天晚上至少要在床上刷两个小时手机才会入睡。每天醒来,她也会看疫情实时数据,和我说今天又新增了多少人,或是浙江、上海的最新消息发布。

我也听到一些耳语,比如周围人讨论时会说“那个湖北和尚怎么心眼这么坏,出来害人““这些庸民竟然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还敢聚众吃饭”“还好那谁谁一家今年没回来过年,他们也是湖北的,危险分子“。

有时候你听到那些话觉得不舒服,但又明白说话的人并不是真的在恐“鄂”或者歧视外地人。他们会这么表达是因为有些事情他们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是湖北?为什么会传染出来,规模这么大,直到如今一切像是失了控。

是谁扣动了扳机,把子弹打到了这里来。

7

我的家乡在这么十几年里,一直是一座变化很小的城市。

以县的规模来说,这里的超市只有5座,新华书店只有1家,没有高铁站,没有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近几年来称得上最大的变化,是终于有了两座民营电影院。今年因为疫情影响,电影院营业彻底停摆,恢复时间未定。

我时常会感觉这座城市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轰然老去。它不像上海,在每一个街区,每年都不断以店面更替的方式在更新城市的细胞,还有新的地标建筑、楼盘建筑在盖起来。如果这个国家要发生什么变化,我的家乡也许是最慢波及到的一批地方。

但这次疫情,我所感受到的警备状态是在几天内迅速形成的。与红十字会的失职无能相比,这个国家机器精心磨制的管控力量也在这几天内显现,触手可以快速伸到最贫困的地方。

到2月1日,县里通往乡村的所有路口都被以拦路、停车等方式封堵。进城、出城的关卡都设置了劝返点。所有小区也立起一块贴着红纸写的毛笔字的告示,“非本小区居民不得入内”。

我们的目光还停在“武汉“,但被封城的并不是一座武汉而已,也包括我的家乡这座十八线县城,以一种看不开的速度展开,比上海执行得更彻底。

我原本在日记里记录这几天的情形,打算用到“戒严”这个词,后来查了一下,这个词是专指军队出动的、维护稳定的状态。这是让几十年前让那一代年轻人幻灭的事。出生于1990年代之后,我对“战斗”的认识大多来源于文字经验,那些隐蔽的书籍和网络上搜寻而来的旧新闻告诉我们曾经的苦难。但现在的我们,要接受一种自我认识的全新重组。

这次事件的状态演变至今,再不可逆的是举国自下而上的,人心的惶惶。它在建筑底座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摇晃的力量,让一座状似精美的宝塔露出了败瓦残墙的模样。但也许几多时日过后,宝塔不垮塌,它又将成为一个神话。

只有在摇摇欲坠的情况中,我才看到人们终于开始疯狂地渴求读新闻报道,像读生存指南一样认真。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要考虑是否“活”得下去的环境里。

在这座至今仍 0 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小县城,我没有感觉到庆幸,每天仍被恐惧包围。在尘土里活着的人,永远无法代表被感染者说话,那些破损的心、绝望的灵魂、离开的生命。

但在未被感染的这一边,夹在讯息的焦虑、生存不确定的惶恐、生活现场随处可见的政治隐喻里,我们也亲自见识到了死神俯身落在地面上长长的黑影。没有人可以被这个时代豁免。